因为维护国家安全，抵御敌人的侵略并讥察奸细，防止国家机密外泄，不仅是政府的职责，也是国人义不容辞的义务。
大家都知道，宋朝边患迟延不息，所以此项任务尤其显得重要和必要。
宋朝时为了严防敌方奸细进入宋境刺探情报，多次下诏命令边关讥察、捕捉，并严立刑赏，让沿边军民时刻提高警惕。
像是宝元元年（1038年），诏有能捕元昊所遣刺探事者，赏钱十万。
庆历六年（1046年）十二月，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抚使夏竦言。
“河北沿边安抚司乞沿边捕盗官吏，如北界贼人深入近里，即便收捉。”
“今相度如有外界人入来界内，守把巡拦人辄敢取财物不捉送官，从违制论，若收捉时器伏斗敌，即许御捍。”从之。
皇祐二年（1050年），诏河北转运司，沿边四榷场，有能察捕得北界刺事者，当重赏之。
皇祐三年（1051年），管勾国信所言：“自今通事殿侍与契丹私相贸易及漏泄机密事者，请以军fǎ_lùn。在驿诸色人犯者，配流海岛。”
治平三年(1066年)七月，诏令沿边居民三家至五家合为一保，不得舍匿奸细及亡背之人，如敢隐藏或同谋该诱过致资给，并听保中捕告。
应外奸人，若获一人赏钱三百千，内奸出告一人，书生举子，依外奸给赏钱，仍补茶酒班殿侍。
其余告获皆赏钱百千，即保内知情不告，减罪人一等，配千里外牢城。
余保人不觉察，亦行严断。
熙宁七年（1074年），诏：“五路缘边州军及大城寨居人，依乡村法团社立保甲，更不教阅，专令觉察奸细，告获一人，赏钱三百千，事理重者取旨酬奖。令监司点校、司农寺详定条约以闻。”
崇宁元年(1102年)六月二十九日，诏：“京师从来西北细人甚多，伺察本朝事端。今后如有能用心缉捕、勘鞫得实，支赏钱三千贯，白身更与补三班奉职，官员并与改转。”
“令降空名度牒一百付府，并行货易，其钱桩管，止充上项酬赏。”
同年七月三日，枢密院言。
“访闻河北、陕西、河东路日近甚有外界奸细之人伺察本朝事端。”
“访河北、陕西、河东诸司辖下州军城寨应干巡捕官司及巡防把截使臣等。”
“如能用心缉获，勘鞠得实闻奏，支赏钱一千贯文，白身更与三班借职，官员、将校比类迁转。”
“其知情藏匿过致资给之人，如能告捕得获，与免罪外，亦依此推恩。”
以及加强自身的保密防范措施。
宋朝长期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现状，使得宋廷特别关注有关边防军机的保密问题。
为了防止外国间谍的窃密，上至朝廷下至沿边州军，均制定了严格的保密条例。
宋政府规定，臣僚奏言，凡事关“要速机密”，一律“实封其公文”；“诸军马粮草数，及事干机密应行文书”均须实封，否则，“杖一百”。
并且，宋朝的“赦书、德音，州以黄纸印给县、镇、寨、乡、村晓示，非外界所宜闻，而在缘边者，并密行下”。
对于沿边上报的相关机要要求“本州实封，呈诸官员，若事涉机密，不为遍示”。
政和七年（1117年），进一步规定“边防谍报，至重至密，动系机要，间不容发。
近闻沿边每有探报，不论轻重虚实，互相关报，诸司喧传誉播，增缘百出，显有泄露，实于边防有害。
自今探报，除闻奏外，更不得报诸司。
谓如转运、提刑、提举、廉访等司之类，如有著令，并行冲改，或擅辄取索，及违者，论如违御笔法”。
崇宁五年（1106年）七月十四日，臣僚言。
“近者帅臣上通封表疏，有言及边防机要者，显言哗众略无顾忌，万一或有散落，所系重大。”
“伏望圣慈严赐戒勑，今后应干边事自非实封陈奏，不得妄有称述，所贵朝廷机事增密，人之所谨。”从之。
宣和七年（1125年）殿中侍御史胡舜陟言。
“三省枢密院腾播于天下大书文移处处有之，安知其无奸细传达于敌庭，凡有措画动辄知之，彼必死所以应之之道，我能制胜乎？”
“臣愿陛下密诏将帅严防武备，勿为所误。”
为此，南宋政府还专门下诏：“三省密院凡事属兵机勿得降出。”
到了绍兴四年（1134年）十一月庚戊，诏：“应漏泄边机事务，并行军法，赏钱千缗，许人告，令尚书省榜谕。”
因“监察御史田如言，机事不密则害成，比来未行一事，中外已传，皆由省吏不密所致”故。
淳熙二年（1175年）十月十五日，诏两淮州军及帅臣监司并驻剳御前诸军，应有事干边防军机文字紧切事宜许具奏，并申三省枢密院不得泛滥申发或作剳子具报他处，如敢违戾具职位、姓名取旨重作施行。
不仅如此，朝廷还多次下旨沿边州军加强军机的保密工作。
景德三年（1006年），诏河北转运司及诸州军，每诏敕事关机宜事者，谨密行之，勿付胥吏，致其漏泄。
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密谕边机之事，“只令知州军与逐处通判、钤辖、都监商议施行，其余官员使臣，不得辄有干预”。
天禧三年（1019年），河北缘边安抚使知雄州刘承宗言。
“北面有密报事宜，其通判官以下，勿复参闻。”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