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五章 经验借鉴(4/5)

熙宁七年（1074年），诏诸路缘边州军，应边军机地界不下司文字，并于长吏厅置匮封锁，编目录申安抚、总管、安抚使、都总管到任，具交割事目，申枢密院逐房掌之。

宋朝的反间谍措施从交通管制到限制人员出入境，从频繁的发布禁书令到规范图书出版制度，从讥察奸细到设置保密条例，对凡是可能涉及泄露机密的途径都做好了防范工作，可谓事无巨细。

要说明，宋朝如此小心翼翼的做法并非是一种胆小怕事的表现，相反，它正说明了宋朝对于反间谍的重要性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由此，纵观整个宋朝历史，间谍活动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是宋朝以前所有朝代难以相比的，这同宋辽西夏金元时期不断的军事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众多间谍活动，而且还产生了不少用间高手。

正如前文中所列举的，在宋朝，用间已不仅仅只是边臣一种御边对敌的重要手段或纯粹的个人行为，它已经演变为一项职责。

在用间的问题上是否称职，甚至成为了这些守臣升降的标准之一。

大量的间谍实践活动为间谍理论的发展、完善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宋朝间谍理论的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两宋时期朝野内外对间谍活动的认可。

有宋一代一直面临着强敌环视的困境，因此宋朝的士大夫谈兵之风极为盛行。

许多人在向朝廷奏献安边策时，都非常强调间谍活动。

在他们看来，要安边就必须预知敌情，要预知敌情就必须加强间谍活动。

田锡在《上太宗答诏论边事》中就指出备边就应该“严其城池，明于斥候；谨于烽火，利其甲兵；行间谍以离狄心，禁侵扰以怠敌意。”

他认为“今之御戎，无先用谍。……间谍若行，则夷狄自乱；夷狄自乱，则边鄙自宁。”

王禹偁对宋太宗提出“外任其人”五策中的其中一策就是对敌国应“行间谍以离之，因衅隙以取之”，建议“募边民谙练蕃情者，间谍蕃中酋长，啗之以厚利，推之以深恩”。

贾昌朝在《上仁宗备边六事》中明确要求“明探候”，他的理由是“古者守封疆，出师旅，居则有行人觇国，战则有前茅虑无”，接着论述了宋太祖命李汉超等镇守西北边疆而二十年无外顾之忧，呼吁行重赏“募死力为觇候，而坐知敌情，免陷兵之耻”。

张舜民在《上徽宗论河北备边五事》中也提出了要“谨探报”并指出“古之为将守边，第一必先觇逻。苟得其术，敌人之情可以坐制”。

间谍的作用在宋朝得到了士大夫的高度认可，间谍本为耳目，如果没有间谍将造成严重的后果“敌中动静何从闻知”，“边臣守将坐成聋瞽，朝廷先事制胜之术疎矣”。

二是兵书的大量出现。宋人所著兵书甚多，在涉及间谍理论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许洞的《虎钤经》和华岳的《翠微先生北征录》。

许洞的用间思想吸取了孙子、李筌的合理内核，并加以推演发展而自成一家。

他在《使间篇第二十二》中提出了用间八术，即“以使者为间”、“以敌人为间”、“反求来言以为间”、“反以来人为间”、“以明间而为间”、“以内嬖为间”、“以谗人为间”、“以乡人为间”，最后总结道：“知间者，兵家之要妙也。

苟非贤智，莫能用之。故用间之道，在乎微密潜诚，此良将之所注意也。”

华岳的用间思想集中在他的《翠微先生北征录》中，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用间的重要性、用间的方法和间谍的招募。

在他的用间思想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将“上智”与“厚利”并举。

他认为“聚天下之材者在乎财，散天下之财者在乎材。

材之于财，其音虽同，其为物则异；而其为义，则相为盛衰，而不容两立也。”

人才与资财同是保证用间成功地重要条件。

有人才而无资财则无条件行间；有资财而无人才则无人可行间，唯有材财相用方可成功。

至于宋朝间谍情报活动的影响的话，理论需要实践来证明的，而实践也需要理论的指导。

大家可以看到，宋朝间谍理论的完善为其正确有效的开展实践活动提供了依据。

间谍情报活动的影响已不仅仅只局限在军事上，它已经渗入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政治外交上，间谍活动为宋朝正确处理与邻国的关系提供了依据。

这一点最明显的表现在北宋和辽国的关南地之争上。

仁宗庆历年间，辽国利用宋夏在西北地区相互攻伐，战事吃紧，北宋穷于应付之机，乘机要挟北宋，要求得到关南地区。

关南地区自后周世宗北伐契丹时收复后，一直为中原王朝所有，北宋立国后辽国并未采取针对这块地的任何政治军事行动，而此时对北宋提出土地要求，其有何目的和打算，成为北宋统治者迫切需要掌握的信息，否则则无法对辽国此举做出正确的反应。

北宋的间谍能否提前摸清辽国的军事、外交底线，刺探出辽国此次行动的真实目的，成为了这次事件的关键。

幸运的是，辽国的使者还未到达北宋，雄州知州杜惟序就已经通过间谍“购得其草，先以闻”。

同时，还有广信军谍人梁世济“尝主文书敌帐下，一日得罪来归，且言将有割地之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