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五年（1090年）七月二十五日，礼部又上书言：“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告者赏缗钱十万。内国史、实录仍不得传写，即其他书籍欲雕印者，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板。候印讫，宋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违者杖一百。委州县监司、国子监觉察。”
从之，以翰林学士苏辙言奉使北界，见本朝民间印行文字多以流传在北，请立法故也。
大观二年（1108年）三月十三日，诏：“访闻虏中多收蓄本朝见行印卖文集书册之类，其间不无夹带论议边防兵机夷狄之事，深属未便。
其雕印书铺，昨降指挥，令所属看验，无违碍然后印行，可检举行下，仍修立不经看验校定文书，擅行印买，告捕条禁，颁降其沿边州军，仍严行禁止。
凡贩卖藏匿出界者，并依铜钱出界法罪赏施行。”
宣和四年（1122年）十二月十二日，权知密州赵子昼奏：“窃闻神宗皇帝正史，多取故相王安石《日录》以为根柢，而又其中兵谋政术，往往具存，然则其书固亦应密。近者卖书籍人，乃有《舒王日录》出卖，臣愚窃以为非便，愿赐禁止，无使国之机事传播闾阎，或流入四夷，于体实大。”
从之。仍令开封府及诸路州军毁板禁止。如违，许诸色人告，赏钱一百贯。
到了南宋时期，与北宋时期的禁令相比，南宋时期禁书的重点转向了江程地理图籍、举人程文、当代史等。
像是淳熙二年（1175年）二月十二日诏令：“自今将举人程文，并江程地理图籍，与贩过外界货卖或博易者，依与化外人私相交易条法施行。及将举人程文，令礼部委太官点刊讫，申取指挥刊行。”
如淳熙九年（1182年）三月二十一日，诏诸路转运司行下所部州军，将见卖举人时务并印板，日下拘收焚毁，令礼部检坐见行条法，申严禁约，延致违戾。以字过界，法禁甚严，人为利回，多所抵冒。窃见书坊所印时文，如诗赋经义论，因题而作，不及外事。至于策试，莫非时务。而临轩亲试，又皆深自贬损，以求直言，所宜禁止印卖。故有是命。
以及绍熙元年（1190年）三月八日，诏建宁府将书坊日前违禁雕卖策试文字日下尽行毁板，仍立赏格，许人陈告。
有敢似前冒犯，断在必行。官吏失察，一例坐罪。其余州郡无得妄用公帑刊行私书，疑误后学。犯者必罚无赦。从起居郎诸葛延瑞请也。
绍熙四年（1193年）六月十九日，臣僚言：朝廷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机谋密划，不可漏泄。今仍传播于市，书坊刊行，流布四达，事属未便。
乞严切禁止。诏四川制司行下所属州军并仰临安府、婺州、建宁府照见年条法指挥，严行禁止。其书坊见刊板及已印者，并日下追取，当官焚毁。具已焚毁名件，申枢密院。今后雕印文书须经本州委官看定，然后刊行。仍委各州通判专切觉察，如或违戾，取旨责罚。
至于嘉泰二年（1202年），禁私史。
有商人私持起居郎熊克《中兴小历》及《九朝通略》等书欲渡淮，盱眙军以闻，遂命诸道察郡邑书坊所鬻书，凡事干国体者悉令毁弃。
言者因请取礼部员外郎李焘《续通鉴长编》，知龙州王偁《东都事略》，监都盐仓李丙《丁未录》及通略、语录、家传等书下史房考订，或有裨于公议即乞存留，从之。
嘉定六年（1213年）十月二十八日，有臣僚言。
“国朝令申，雕印言时政边机文书者，皆有罪。”
“近日书肆有《北征谠议》、《治安药石》等书，乃龚日章、华岳投进书札，所言间涉边机。”
“乃笔之书，锓之木，鬻之市，泄之外夷。事若甚微，所关甚大。乞行下禁止。取私雕龚日章、华岳文字，尽行毁板。”
“其有已印卖者，责书坊日下缴纳，当官毁坏。从之。”
江程地理图籍中所记载的山川形势、道路走向、风土人情等本就是间谍所需窃取的情报内容之一，如果让此类图书流传于世，那么外国间谍将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获得重要的战略情报。
举人程文之中多有对时政的议论，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当朝的一些弊病，将举人程文公开发行无异于将自身的弱点暴露在敌人面前。
而当代史本就是记载当代之事，其中关于国家政事的纪录极多，传到境外，必定不利于国家安全。
总体来说，宋朝政府在限制边防机要图书的发行与流通上，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点措施措施。
第一，限制图书的传布与刊行。
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的图书不准写录传布，国史、实录和诸戏亵之文一律禁止雕印；第二，加强边境稽查和防范的力度。
对私贩边机图书者处以严惩，以切断情报向外传播的中间环节。
第三，加大审查与打击力度，从根本上杜绝有关边政机要文字的刊印。
在书籍印行刊布之前，必须由专门人员进行审查，详究有无事干军机政务情报机要文字，只有审查通过，才可以刊行。
而除了这些防范措施外，还有就是细细的讥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