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明一回到了悉尼旅馆，用门钥匙打开了客房，他没有立即进入房间，而是检查了门后撒下的小纸屑，没有人踩过，才放心地进了屋里。
他躺在床上仔细回想着和孙宇福的谈话，每一句话中有没有可疑的迹象。反复思考也觉得这个青帮头目是有诚意的。
但是，他也要提高警惕，一场生死博斗进入危险期，他谁也不能过于相信，只有相信他自己。
这次，他在港口码头和孙宇福相遇，又被他认了出来，心里已完全清楚：
一但，自己地下党的身份暴露了，他比组织里任何成员的处境更危险。
由于在租界他担任了警官职务，又调入了重案组侦破了几起大案。在平常和破案中接触了太多的人，也涉及了不少的人。
别说他还有警署的上级，同事和部下，还有青帮，日本人，熟人，金曼玉一家人等等。没准他走在津城的街道上，以前他抓过的一个小偷都能认出他，这样的严酷事实就摆在他面前。
在有，当前地下党的组织架构也有明显的不适合于大城市，他们开展多种秘密斗争，又是搞工农暴动惩治叛徒内奸，还要做情报等等工作。
这造成地下党上级机关过于庞大，工作人员复杂多变，鱼龙混珠。他们也会把关不严吸纳了一些投机分子，还有入党目地不纯，意识不坚定的人员。
组织又采取了对机关人员，交通员，交通站的多线联系工作方式。
只要内部出了一个出卖组织的叛徒，与他有联系和熟细的地下党人员，除了有少数的人侥幸逃脱，大部分同志都会被抓捕。
在这些被捕的人员中有经不住严刑拷打，或经不住美女，金钱官职诱惑就叛变了。他们又供出了一大片的地下党员，甚至是高级干部和领导。
就这样，各地乃至中央的地下工作屡遭挫折，地下党组织多次被破坏瘫痪。
省委的刘书记多次指出了省委地委工作的重大失误，当时中央和各地组织都执行所谓“立三路线”：
即在大城市为中心搞工人武装暴动，模仿苏联十月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所以，地下党的组织领导机构都在大城市。
国民党的军警就是利用大城市交通发达，通信联系畅通，特务警察军队住守的人多，而一举破坏了庞大的地下党组织。
连胡明一的上司安东尼克处长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把他这个亲密的部下快速送到塘沽这个穷乡僻壤，以躲避国民党特务们的抓捕。
躺在床上思考这些问题的胡明一，更是感激安东尼克处长。在刑侦科学知识方面，这个从意大利皇家警官学院的高材生就是他的老师。
胡明一的许多侦察堪查现场，犯罪心理学，枪械爆炸物，跟踪监视，收集获取物证审讯询问等等的许多知识都是安东尼克教授的。
也因为胡明一聪明爱学有了优良的成绩，成了安东处长的第一大弟子。而老师就是老师，终比自己的心爱弟子高上一筹。
胡明一也不得不佩服，老师安东尼克的快速反映和反侦察能力。安东尼克利用了这么短的时间，在特务们包围了警署，街道上布署了重兵把守的情况下，把他安全地送到了意大利货船上。
并且，安东尼克处长还考虑到，由于警务工作带来的危险处境，胡明一已经无法在津城再生活下去。
只能送他到塘沽这个封闭的港口地区，以便他自由地选择任何躲离的地方。安东尼克处长这样的精心安排和行动，是一个特工头子都难以做到的事情。
胡明一也惋惜离开了这个老师，他们什么时候再重逢，那可能是遥远的事了，他想到这里心中也有一些失望。
让他还牵连的是金曼玉的一家长，特务们会不会一查到他们那里，找他们的麻烦。
在这喘息的机会，他眼前也闪现着金曼玉的身影，她的柔情像溪水一样在心中荡漾，好似顺着山间来到了他的身旁。
他还听到了，她那银铃般话语的声响，那温暖的语话和美丽的影子也让他那样神往，那样盼望。盼望有一个晚上，向她诉说着自己真实身份的状况。从今后，他再不用在隐瞒和徘惶。
胡明一不由感到愧疚，他欠父母一家人和金曼玉的情债太多了。他又不由站在窗前望着大海：
仿佛在那遥远海岸上的父母身影，更加清晰，那海面里一望无际的滚动浪潮，好似把他的爱恋带到他们的心上。
他孤身一人来到塘沽住在悉尼旅馆，断决了一切亲人朋友的联系，也失去了地下党组织的任何消息。又面临国民党特务们的围追堵劫，和时时刻刻的生死搏斗。
这是一个普通成年常人难已承受的，精神崩溃可能是早晚的事。
然而一个久经杀场，早己把生死渡至身外的胡明一，心里只有对父母和亲人的愧疚。
他心里比任何人都明白：发昏当不了死，自已生命就掌握他的手里，太多忧虑和胆怯和失去信心，都会致于他死地。
他必须精神百倍地过好每一分钟一小时，每一天。警觉地听看别人的每一句话，动作神情和他身边每一个可疑情况。
他感谢亨利船长，尼奥大副，旅店的老板，他们让他面向广阔无际，浪潮汹涌的大海，懂得了在大自然面前他是那样的渺小，生命是那么短暂，就是一个匆匆而来去的过客。
他有了崇高理想而激心动魄的人生经历，死而无愧。胡明一悠闲沉静在悉尼渡过了第一个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