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解试水很深。
而朝廷一直也在探索如何公正地从地方选拔士子。
一开始朝廷让州郡长吏监督解试,但治理地方的州郡长吏很容易与地方豪强勾结,左右解试的结果。
所以朝廷也郁闷,有朝廷官员就批评说。
有的地方通过解试五次六次的考生,到京参加省试却连连落榜。他还以为其中有什么问题,结果他一看那些考生文章,那才叫写得稀烂,就算瞎几把乱写也不至于如此。
这样的废材是如何连续五次六次通过解试来到朝廷参加省试的?他希望地方官员能‘塞滥进之门,开与能之路’。
针对此举朝廷下文,一旦察觉‘诸科十否’,‘进士纰缪’的考生,一律规定不许再参加考试,同时严究发解官的罪责。
同时让监司监督州郡解试。
此举使得解试稍稍公平了些,但只是稍稍。
真宗时名臣陆轸曾干过这样事,解试完毕,名次都排好了。
陆轸跑到考试地方,一张一张卷子的翻开还口称道:“为何不见项长堂的卷子?”
结果陆轸发现人家落榜了,并不在录取名单中。陆轸当即将项长堂的名次提为第一,将最后一名罢落。当时宋朝官员听说此事后,都觉得这操作没什么问题,还称赞陆轸是以‘文行取士’。
确实在宋朝其实也不能说此举错了。
宋朝士大夫还有推崇乡里选举的遗风,这规矩往前追溯至九品中正制。都是通过人来选拔人才,而不是考试的方式。
因为儒家推崇是人治,讲究是贤人选拔贤人的方式,但科举考试等于划定一个标准,这是法家的法子,文章写得好的就一定是好官吗?开好车的就是一定是好人吗?
但这样的结果只能导致‘考生多采虚誉,请托试官,本州只荐旧人,新人百不取一’。
这与宋朝的国策是‘强干弱枝’不符合,强干弱枝就是将权力从地方收归中央。
其中最关键的是财权,兵权,还有人才选拔权。
从地方中选能士,而不是官员眼底的贤士。推崇乡里选举一套,只能是重蹈九品中正制的覆辙‘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所以宋朝在之后解试改革中全面推行糊名,誊录之制,并且从其他州县调官员监考解试。
嘉祐七年时,京兆府解试,就是调在凤翔府的章惇与商州的苏轼到当地监考,二人也是因此有了正式的交往,并结下一生的‘友谊’。
此举是否公正了?
必须承认是更公正了,不过拿真正能钻空子的人还是没办法的。
明清科举制度比宋朝更严密,但是科举舞弊大案却屡禁不止,大批官员考生为此都是前仆后继。
而就算看似公平了,还是不公平。
比如国子监解试不到两千考生,取六百名解额,录取比例在三比一。看似这个比例很高,但韩忠彦这样的官宦子弟考得是别头试。
国子监的别头试录取率极高,可以达至两人取一人。
而太学生与广文馆生中官宦子弟极多,但凡官员子弟都可以参加别头试。
好比一千名官员子弟参加别头试,那六百解额就去了五百,剩下八九百人争一百个名额。
如此无形就拉低了寒门子弟录取比例,不是三人取一人,而是五六人取一人,甚至就是八九人中取一人。
换句话说,这三取一的概率,有点我与雷军平均工资的感觉。
不过就算八九人取一人,也比福建浙江的解试好多了。
不公平可谓处处都有,或许有人会认为凭什么,官宦子弟参加的别头试录取比例这么高,大家都是一个爹妈生的,如此有公平可言么?
但在宋朝别头试反而保护了寒门子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
故而疫情平息之后,太学生们即是忙活起来。
忙活着什么?
那就是忙着向知制诰,甚至有馆职的官员行卷。
因为以往国子监解试,都是由国子监主官自主解决,但淳化二年时,太宗皇帝即改派左司谏,直史馆谢泌领其事,从此国子监解试主考官都必须从三馆秘阁中选拔并成为惯例。
直三馆秘阁的官员那么多,没到考试前几天谁也不知道是哪位,故而都必须行卷过去。
故而章越,黄好义,范祖禹,黄履,孙过这几日都忙着将平日趁手的文章诗词抄写了好几份。
同斋五人之中范祖禹,黄好义参加是别头试。
没错,黄好义参加别头试,他的堂兄黄好信如今是新蔡县县令,他的伯父黄孝先官至太常博士,通判石州。
别头试标准可以划到官员的大功这一层亲属,到了神宗朝连门客都划入标准。
所以当初章越若给陈升之的侄儿当书童,也是一条出路。
范祖禹参加别头试也罢了,但黄好义也能参加别头试,孙过心底有些不平衡,为何他行,我不行?
至于章越能不能参加别头试?
不能。
章俞是自己从堂叔父,不在大功之列,想沾光也没办法。当然能沾光,也大概率不会去。
至于吴家,如今这还不算是女婿呢。当然章越若厚着脸皮去求一求,吴家或许也是有办法让自己参加别头试的。
但是……但是自己为何要走这一步呢?
无论是别头试,还是行卷,都是外在的规则。人生就是在外在规则(达用)与内在自己(明体)找一条平衡之路,永远不要忘了自己……自己身上有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