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路德维希亲王官邸。
路德维希已经告病一周没参加任何朝廷会议。他在花园里跟自己的狗在一起来回兜圈，但心情可没有狗那么愉悦。
他本来想给鲁尔堡的只是一口顶罪的锅，逼迫鲁尔堡上自己的船，或者给自己当个垫脚石。但完全没预料到那颗红色铅弹会被朝廷盯上，并据此分析出子弹的来源——因为他自己虽然试射过这支枪，但从来没有注意到废弃的弹壳。这口顶罪的锅，已经变成了有实据的凶手罪名，而这罪名，鲁尔堡的肩膀太窄，肯定是背不上的。虽然还没有实据证明凶手来自于路德维希官邸，但此时朝廷已经意识到真相。
即使如此，路德维希原本也不是非常慌张。他本来以为朝廷出于遮盖丑闻以及考虑到他的继承顺位，会把这件事大事化小，自己无非就是受点罪名不公开的处罚，可奥斯瓦尔德的被捕，让他突然意识到：
国王怒了。
自己该怎么办呢？目前国王肯定只意识到自己想杀掉王储获得继承权，不可能想到自己一直以来都是想把朝廷连锅端，否则自己不会还能全须全尾的躲在家里。
谢绾现在溜了，朝廷并没有实据，国王再怒，波及范围也有限。但如果朝廷歪打正着，通过王储遇刺案把自己的部署连根拔起，就算自己最后能幸存下来，心血也白费了。何况还可能拔出萝卜带出泥，真的把自己的底子查出来，那就彻底玩儿完。这种侥幸与危机并存的时期，让他非常难以决断。
那到底是该动手，还是再忍一忍？
谢绾自然是不会他太多时间考虑的。
到达里尔之后，谢绾立即拜会了威廉·冯·洪堡、冯·贝默、冯·博耶恩三位前国务大臣。虽然谢绾在官方场合数次见过这三位维新派大佬，但这种正式交往还是第一次。
弗里德里希·冯·洪堡向三位简要介绍了这次出逃的前因后果，谢绾坐稳了“暗杀死硬保王派”英雄的位置。三位大佬唏嘘不已，也对谢绾另眼相待，有了全新的认知。
他们接着又介绍，目前三位维新派大佬其实也是困在北法无所适从。虽然普鲁士国内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但三人还没有办法使这种分散的热潮转换为真正能与朝廷抗衡的力量。
谢绾听到这里，心里咯噔一下，觉得这种状况在前世似曾相识。他思考再三，把心里的构想说出来，
“建议四位先生组建一个组织，正式举起反对德意志地区君主**的大旗，先聚集同路人，再与朝廷斗争。清国有句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关乎凝聚各方力量和人心向背。”
其他四人沉默下来思考了一下。
德意志地区包括普奥两国在内的大多数邦国，由于都处于刚刚完成集权的农业社会，从未出现过因共同认知而形成的组织；而洪堡等几位又曾经都是普鲁士朝廷重臣，虽然有明确派系，却还是有“群而不党”的自觉，对组织的认知还停留在“光明会”的层面上。所以逃到法国后，这三位还是以异见者的角色存在，并没有建立任何组织。
相比之下，从后世来的谢绾对组织这个概念，认识就要深刻的多了。
他向四位介绍了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两者都是17世纪至19世纪期间的英国政党。辉格一词的来源是“驱赶牲畜的乡巴佬”，是政敌对辉格党员的歧视语，但后来约定俗成，辉格党员也乐于以此自称；托利一词源于中世纪爱尔兰语的“亡命之徒”，也是政敌对托利党人的蔑称，后来沿用成习。
1678年，以地主家族、金融工商业者、宗教少数派为主体的辉格党提出王位排除法令，意图剥夺詹姆斯二世的继位权；而反对该法令的保守人士在此时也集结起来形成了托利党。
得益于1688年光荣革命带来的政治变化，辉格党于1714年之后长期支配英国政治。其后日渐式微，先是改名“自由党”，到谢绾原来时空与社民党合并，成为英国自由民主党，是第三大党。
托利党则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内与德意志“维新派”结构差别不大，并不具备组织性。直到18世纪80年代具备组织性后崛起，其现任党首利物浦伯爵罗伯特·詹金逊是如今的英国首相，而下一任党首正是后任首相威灵顿公爵韦尔斯利。托利党后来几经沉浮，其中一支演变成谢绾原来时空的英国保守与统一党，是英国第一大党。
在听取谢绾的介绍后，四位才把组织与“维新派”、“光明会”的区别弄清楚。四位老政客最后决定根据谢绾的建议，形成共同看法，建立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名字是谢绾建议的，叫做“基督教民主联盟”——正是谢绾原来时空德国最大党和执政党。
“基民盟”的基本纲领，是基督教信仰的德意志人有权以上帝之名追求统一、正义与自由的目标，而基民盟成员肩负带领德意志人上帝这一目标实现的责任。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谢绾认为以目前时代的环境，这样一个杂糅了基督教价值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组织，在追求进步的基础上尽量贴近主流德意志人的价值观。
看着四人对这个组织名称得意洋洋的样子，谢绾也觉得挺开心，自己的一个恶趣味可以给历史留下一些痕迹。
这里有个小插曲，因为谢绾并非德意志人也非基督徒，加入基民盟存在一些组织性质漏洞，即基民盟到底具不具备民族性和宗教性。基督徒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