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的不说，有时候当一个人告诉你距离不远，就在前面之类的话，千万不能相信。否则，你只会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都到哪去了。正如南华告诉袁常和太史慈二人，张良的道观就在黄袍山上不远的位置，然而，袁常三人走了将近一个时辰，也才依稀看到道观的影子，又七拐八绕的走了半个时辰，才走到道观跟前。
“南华道长，你作为出家人如此妄言，是不是破戒了。”袁常站在南华的身边，调侃着说道。
“无量天尊！”
南华稽首行了一礼，淡淡然回答到：“幽州牧，贫道并没有妄言。贫道是说家师的道观在不远的位置，幽州牧并没有询问距离，贫道自然没有回答。贫道平日里上山下山，已经习惯了故而认为这样的距离只是转眼的事情，没有顾虑到幽州牧你们的情况，这一点是贫道的疏忽。此外，贫道并非是出家人，而是方外之士，与来自西域国家的佛陀并不一样。”
袁常哑然，没想到南华隐居山林，竟然还知道佛教的事情。
其实，袁常这也是大惊小怪了。佛教最早出现是在秦始皇的时候，当然，因为并没有相关记载，对于这个事件也并不是很确定。而直到两汉时期，佛教才正式被记载，而且，普及的范围开始广泛，也渐渐的被民众所认知。就如下邳相笮融，就大肆宣传佛教，修建佛像。而佛教在中原的兴起，却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能兴盛起来，自然也是有他的原因。
首先，是由於魏晋南北朝时，政治黑暗。时局动荡造成佛教大盛。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政权更换快速，篡弑频仍。故政治混乱，民不聊生；加上外族入侵。造成生灵涂炭，人民生活艰苦。普通百姓在现实生活既找不到出路，乃寄心於宗教，寻求心灵的慰藉，於是各种宗教均甚盛行，而佛教也就在这背景下兴起。
另一方面，在东汉党锢之祸后，士人在政治上屡受摧残。加上魏晋以来，篡弑频仍，政治黑暗，士人为求明哲保身，多不谈政治，於是儒家所崇尚的纲常名教及积极入世的思想大受打击。士人精神无所记托，於是讲求个人逍遥的道家哲学及出世的宗教思想随之兴起。
佛教之所以能在众宗教中而特别盛行，主要是因为它的教义适合时代需要。早期，佛教传入中国以小乘为主，其教义主要为：(一)人死后精神不灭。(二)因果报应，(三)轮回之说，(四)布施。一般来说。小乘是专修个人的，此等教义，正好给予在现实生活中受尽折磨、困苦和灾难的人民对来世有所企望，因而大盛。
另外，也因为儒佛思想并无大冲突，故佛学得以为传统的儒子及人民所接受。佛教教义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并无根本上的大冲突；两者均主张依赖自力而不依恃他人的帮助，佛教之众生皆可以成佛与儒家的人人皆可以成尧舜非常接近。主要分别则在於出世与入世之不同，在当时的环境中，现实生活与政治状况。均不容许人在世上有所作为，因此儒家思想根本无法实现。较消极的佛教思想，乃当时得令。
其次。佛教者传教方法得宜，也有助其兴盛。佛教在传入之初即巳注意争取社会上层人物的信仰和支持，在当时的博士弟子景卢、楚王英、汉桓帝、魏文帝、孙权以及南北朝的大多数君主，都好佛事。佛教因得君主的提倡及上层士子的支持，故得广泛流传，不受摧抑。
还有的是两晋时期，清谈玄学盛行，僧侣支遁、慧远等时与名士辩论玄理，亦深为士林所敬重，因此主流思想也沾染了不少佛教思想。此外，东晋末年，慧远致力於融佛入儒，其著有《丧服经》及《三礼毛诗注析》，以及后来的法显西行寻求戒律，此等人的行径，均丰富了佛学，有助於弘扬佛法，赢得了人民的普遍信奉。
而且，当时汉代神仙方术流行，他们往往透过符咒治病、占星等来吸引群众；而佛教中人为迎合当时俗尚，也兼用占验，预卜吉凶、治病等方术以接近群众，作为传教方法。例如西晋末年，西域僧人佛图澄来华，他用方术感化石勒，阻止了他的残杀，其后亦为石虎所崇信，此等方术，极能吸引一般民众，使中原人民逐渐奉佛。
最后，佛教既得君主的崇信的优待，所以君主常将财产捐於佛寺，天下更从风而化。北朝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南朝豪贵亦常舍其邸宅，以起佛寺，至於以金钱货贽田地捐给佛寺者，为数尤多，故佛寺财产年年增加。佛教寺庙既有大量财富，亦能致力於社会福利，以收揽人心。政府又容许附属於寺庙的土地及人户免国家赋役，而投归佛寺，故造成佛寺财力丰盛，劳力大增，故在社会经济上有一特殊地位，确保其势力发展。
如今佛教虽然还未兴盛，而南华能够知晓佛教的情况，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一个新的教派兴起，必然会引起本地原有教派势力的注意。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原大地，道教人物又岂会注意不到。虽然佛教的传入得到道教的注意，但是，却并没有被重视，以致于后来道教反而被佛教盖过。佛教在西域本土没能发展，还被诛灭，反而在中原这个异国他乡壮大，不得不说，这也是一件让人感到神奇的事情。而之所以会如此，先是道教初期没有过多的关注，也是因为道教提倡的是无为的理念，脱离俗世；而佛教虽然说是出家人，六根清净，但是，从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