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一份大礼，高务实当然也不是白送。便宜卖也是卖，而且京华的东西卖得本就不便宜，只不过对于岛津家而言，货好才是头等大事，能买到这批火枪，他们当然也是欠人情的。
岛津家目前并没有太多还人情的手段，高务实也不打算现在就要账。不过，之前高务实就考虑过龙泽实阳提出的那件事——丰臣秀吉希望海贸同盟驻日总部设在大坂的城下町，现在倒可以趁机做一做，让龙泽实阳在大坂城显示出自己的价值。
当然，不是真把总部迁过去，但的确打算给丰臣秀吉一个面子，在大坂积极建立一个近畿中心。这么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龙泽实阳证明自己的价值张目，二是进一步顺着丰臣秀吉的毛摸。
前者无须太多解释，如今已经马上1590年，龙泽实阳要想能够接近将来的丰臣秀赖，剩下的立功时间已经不多了，必须抓紧一些才行。
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故意迎合丰臣秀吉此时越来越膨胀的心理，积极鼓动他按照自己的想法继续做下去。原因不算很复杂，因为现在的龙泽实阳本身属于“奉行派”。
之前高务实和刘馨讨论过丰臣秀吉死后的日本政权之争，并且得出结论，以丰臣秀吉之精明，在其生前和死后，不可能不限制以德川家康为首的各大名。但秀吉并不是神，当然会有想不到之事，更无法预料和应对死后多变而复杂的时局。
秀吉在世时所创制的以自己为顶点的武家官位体制，试图将所有大名束缚在自己制定的政权框架之内。而且在秀吉弥留之际及死后，建立起的所谓的“五大老·五奉行体制”。
按照以往的说法，五大老是秀吉死后丰臣政权的最高决策机关，五奉行则是执行五大老的政令的实务性机构，双方一起支撑着秀赖成人前的丰臣政权。
后世日本学者胁田修的指摘，造成五大老是国政决策机关印象的两点关键要素，一是朝鲜撤兵的的命令由五大老连署，而更为关键的第二点是武家、寺社领的知行宛行权在五大老手中。
关于第一点，日本学者曾根勇二指出，除了五大老外，五奉行也有署名(注：参见曾根勇二论文《朝鲜出兵的撤兵指令》)，因此并非五大老之专权。
关于关键的第二点，五大老确实连署(或者某几位大老连署，甚至家康单独署名)了不少知行宛行状，这些知行宛行主要分为知行增加、遗领安堵、当知行安堵及转封几种。
从日本学者堀越祐一梳理出的庆长三年(1598)十二月至庆长五年五月大老署名下发的62份知行宛行状中，仅有四份是知行的增加。
此前小早川秀秋曾一度减封越前，秀吉死后的庆长四年(1599)二月五日，重新转封筑前、筑后，而其越前旧领由同为秀吉亲戚出身的青木重吉继承，知行由八万增至二十万石。
但此二人的知行加增有特殊性，一是二人均为秀吉亲缘，二是在宛行状中明确提到了加增知行乃是太阁之旨，即丰臣秀吉生前既定计划的践行，这明显也是为了强化“一门”的势力。
在那之前一个月前的正月九日，加增萨摩的岛津忠恒知行五万石，以奖励其在朝鲜泗川之战的军功(注：岛津忠恒是义弘之子，他没去朝鲜，军功实际上是他爹义弘打来的)，至于同年十月一日加封堀尾吉晴五万石，是作为其普请越前府中城的普请费用。
由此可见，大老连署的知行加增事项，除了实现秀吉生前遗命的小早川秀秋和青木重吉外，所占的比例极其微小。至于子继父的遗领安堵、当知行再次安堵以及转封，则只是对于差不多同等知行的再确认罢了。
因此从上述比例可见，五大老虽然具有知行宛行权，但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知行新增例子极其有限。
在庆长五年(1600)二月一日，德川家康曾独断下发宛行状，将森忠政由美浓七万石加增至信浓十三万七千石；同日免除田丸直昌五千石的军役；二月七日，加增细川忠兴丰后飞地六万石。
家康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巧是在前田利家死后，其他三位大老在本国的空档。待同年四月毛利辉元和宇喜多秀家回来后，又再也没有哪个大名新增知行了。
而且，从上述诸多宛行状来看，都有“被宛行之”，可见知行授予的实施主体并非五大老，而五大老只是名义上代为执行，其授予主体依然是作为权力顶点的丰臣秀赖。
不仅如此，在丰臣秀吉死前十三天，即庆长三年(1598)八月五日，五大老与五奉行互换的起请文中，互相保证遵守法度、不结党，其中关于知行的要求也是一样。
在丰臣秀赖成人前，凡知行之事首先要详细调查，再由家康及其他大老外加五奉行会商，最后遵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施行。
众所周知，五奉行中只有浅野长政向家康稍微靠拢，石田三成则是强烈的反家康派，因此绝大部分场合下，五奉行方面在数量上占优。
再加上其他大老也不一定希望看到家康一人做大或者卖好，所以家康虽然被放在五大老之首的这一极其尊崇的位置，但实际知行加增这种最重要权限，依然会受到其他大老和奉行的掣肘。
可见秀吉的此番布置从他自己死前的角度来看，应该说还是很巧妙的，以五大老的威信来维持丰臣政权之权威，但又通过五奉行来限制五大老的势力膨胀。
这就如同使用官位来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