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两人的yin欲是很强烈的，特别是尤莉，但是，他们之间谈不上什么爱情。当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就更谈不上爱情了。她告诉他，孩子是他的，他相信了，因为他愿意要个孩子。但她告诉他，她不想要这个孩子，有个老太婆可以替她把孩子搞掉。科瓦尔斯基揍了她一顿，并且告诉她说，如果她那样干，他就宰了她。
三个月以后他要回阿尔及利亚去了。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一个名叫约瑟夫·格尔茨鲍斯基的波兰籍退役外籍军团士兵，别人都管他叫“波兰人若若”。这个人因病退役离开了印度支那，同一个快乐的寡妇一起安了家。这个女人经营一个小吃车，沿着主要车站的各个月台往来兜揽生意。他们俩在1953年结婚以后，就一起经营，在他的妻子把小吃递给顾客时，若若一瘸一拐地走在妻子后面收钱和找钱。晚来无事，他喜欢到驻扎在附近兵营中的军团士兵常去的酒吧叙叙往事。这些士兵大部分是年轻人，是在他在印度支那时应征入伍的，他们谈得很投机，也开心。
一天晚上，他遇到了科瓦尔斯基。
关于孩子的事情，科瓦尔斯基征求若若的意见。若若同意他的看法，因为他们都是天主教徒。
“她要把这个孩子弄死。”科瓦尔斯基说。
“娼妇！”
“老表子！”科瓦尔斯基同意地说。他们喝了不少酒，眼睛望着酒吧后面的大玻璃镜子。
“这样对待小孩子是很不公正的。”科瓦尔斯基说。
“太残酷！”若若附和说。
“我过去从来没有过孩子。”科瓦尔斯基想了想说。
“我也没有，结婚以后也没有。”若若说。
从半夜一直喝到黎明，他们俩喝得酩酊大醉。他们同意了他们的计划，还举杯祝贺他们所负的神圣职责。第二天早晨，若若想起了他许下的诺言，但是不敢想象如何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他的妻子。他等了三天，反复地考虑这个问题，还是犹豫不决。直到那天晚上他和妻子睡在床上时，他突然开口说了出来。没料到他的妻子听了很高兴，因此就这样安排好了。
过了一段时间，维克托·科瓦尔斯基到了阿尔及利亚又和罗丹少校在一起。罗丹这时带了一支队伍打仗，却打的是另一场新的战争。若若和他的妻子在马赛，又是恫吓又是哄骗，监督和保护着怀孕的尤莉。维克托离开马赛时，她已经怀孕四个月，再想打胎也为时过晚了。若若还经常指着那个下跨被打坏的家伙，威胁地劝她安下心来。其实，这个家伙现在看见外籍军团的士兵也小心谨慎了，即使碰上一条腿残废的退伍老兵也不敢惹。因此他又干起了他的老行当，赚钱，而且到处钻营。
1955年尤莉生下了一个碧眼金发的小女孩。在尤莉的同意下，若若和他的妻子正式提出了过继申请。这个申请获得了批准。尤莉重操旧业，若若夫妇获得了一个女儿，起名叫西尔维。他们写信告诉了维克托。在他的兵营里的床上，他感到一种奇妙的愉快。但是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在他的记忆里，他所有的东西一旦为他人所知，无不被人夺去。
不过，三年以后，在阿尔及利亚的群山之中进行一次持久的战役之前，随军的牧师提议他立个遗嘱。这件事他连想都没有想过。他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给后人的，因为，在偶然得到一次休假时，他把积累下来的饷金全部都在所到城市的酒吧和技院里花光了，其余的东西都属于军团。
但是，牧师说，在当今的军团里，立个遗嘱是完全正当的。因此，在别人的大力协助下，他立了个遗嘱，把他所有的财产和杂物留给过去的军团士兵、现住在马赛的一个名叫约瑟夫·格尔茨鲍斯基的人的女儿。后来这份文件的副本连同他的档案一起被归人设在巴黎的武装部队的档案库。
法国保安总局在侦察1961年的波纳和康斯坦丁恐怖案件时发现一个叫科瓦尔斯基的人与此案有牵连。他的这份档案同其他许多档案一块儿被找了出来，引起了在百合门的以罗兰上校为首的行动分局的注意。他们走访了格尔茨鲍斯基夫妇，了解了事情的全部来龙去脉。但科瓦尔斯基却始终不知道这件事。
在他的一生中，只有两次机会见过他的女儿。一次是1957年，他的大腿上取出了一颗子弹，被送到马赛去休养。还有一次是1960年，为了罗丹少校到马赛的军事法庭去作证，他是去执行保卫任务的。第一次会见时，小孩才两周岁；第二次是4周岁半。第一次科瓦尔斯基送去了很多礼物给若若夫妇。还给小西尔维送去很多玩具。小女孩和狗熊似的科瓦尔斯基叔叔之间，相处得非常好。但是这件事，他从未告诉过任何人，即使是在罗丹面前，他也没有提过。
而现在她却得了什么“血病”！
这天上午，科瓦尔斯基坐立不安。因为罗丹正在等待着从法国来的一封重要信件，其中有关于抢劫累积起来的总金额的更详细情况的报告。他要科瓦尔斯基第二次再去邮局，去收取下午来到的信件。午饭后，科瓦尔斯基到楼上去取那个装信件的铁盒子，准备到邮局去。
“什么叫‘血什么’病？”科瓦尔斯基突然脱口提出这个问题。
罗丹正在把铁盒子的链子套在他的手腕上，很奇怪地望着他说：“我从未听说过。”
“这是一种血的毛病。”科瓦尔斯基解释说。
卡松在房间的另一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