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东、孙泉源叫上吉大夫走进大队部大门，还没走进会议室，就听到尤继红的声音从会议室里传出来：“我们要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不能野蛮对待批判对象。不能体罚，不能变相体罚；不能谩骂，也不能变相谩骂。我们要讲道理。我们要让人心服口服。有病我们要给他看病，不能让他等死。吉阳瘫倒在地，我们必须为他叫医生，让医生来给他看病：这样我们也可以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我们搞的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我们走的是正确道路，没有私人感情，不是针对个人，不是瞎胡弄。咱们会议室里坐着的都是贫下中农。我们贫下中农觉悟高。早在吉阳瘫倒在地时，我们就应该去给他叫医生。旁边站着坐着这么多人，这样让吉阳躺在凉地上，稍稍有些觉悟，就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难道我们当中就没有人愿意去为他叫医生？”
听得有人说：“那我去吧。”这时候张永东、吉大夫和孙泉源已走到了会议室门口，看见尤继红搀扶着吉阳，想把他从地上托起来。不知是吉阳不想起来，还是吉阳自己起不来，尤继红没能把他搀扶起来。这时候张永东、孙泉源走到跟前，又招呼几个人把吉阳抬上联椅，拍着他身上的灰土，让吉大夫给他诊断。
此时全大队的知识青年都聚集到大队部来。尤继红做为知青座谈会议召集人，让大家到书记办公室里商量、讨论揭发批判吉阳的事情。从哪方面下手，从哪方面收集材料，让大家发言，谈体会，说想法，争取最大限度揭发出吉阳的问题。
吉阳是从八队庆娃他妈挨她儿媳妇娘家人打，知青阻拦，他去撩摸汪幸运，不让汪幸运管这闲事儿倒台的。八队自然条件好，粮食产量高，没有发生苛扣知青口粮这事情。让八队知青揭发吉阳的罪行，其实八队知青除了说这件事，其别的还真说不出来什么，也真没有什么可以揭发。可是八队知青又不甘落后，居功自傲，说吉阳是从他们队下发生的事情上倒掉的，让他们深入揭发吉阳的罪行，他们揭发不出来，他们说不出吉阳使过什么坏，自然也不能说吉阳好。吉阳好不好？只能说他不好。他哪里不好？翻来覆去还是他殴打汪幸运。还是这一句话：殴打知青就是破坏上山下乡运动，就是反革命。其别还有啥罪行？有没有？有没有，谁知道。没人知道。想想再说，等到轮着自己发言，能不能说出来，还不知道，那就好好想想吧。八队知青都闷头，撅起嘴，沉思起来。
沟里和十五队当年扣过知青粮食，知青和队干部闹过别扭。知青苦大仇深，对扣粮食的恶行记忆犹新。尤继红还没把话讲完，沟里的知青，十五队的知青便洋洋洒洒不加考虑，不要草稿，竟都念叨起了吉阳的罪行。扣粮是小队行为。但是，作为大队当家人，你吉阳没有加以阻拦小队的扣粮行为，那就是助纣为虐，迫害知识青年。这就是罪行。这就是可耻行为。这就是迫害知识青年，这就是破坏上山下乡运动，这就是反革命。
尤继红在这方面也深有体会，也是洋洋洒洒诉说沟里那些小队干部的犯罪行径。八队知青帮着讨论，到中午开饭前已整理出来厚厚一本吉阳任由、怂恿小队干部苛扣知青粮食的罪行。
吃过中午饭，甄红从公社打来电话，让知青再坐一辆拖拉机赶快都到公社去，向上级部门汇报吉阳迫害知识青年的犯罪行径。男女知青齐行动，坐上拖拉机，“突突突”，冒着黑烟，车轮滚滚，车斗里的一帮年轻人，上颠下墩，只差没折腾零散，风尘仆仆，直奔公社而去。
路上孙泉源深有感触，对张永东说：“前些时运动学习，记得有：晁错制定法律，困住了自己，门卫按律没有放他出城，他身遭车裂。今日这两辆拖拉机，都是吉阳想方设法为大队买来的，他没想到这竟能成为迅速整治他的交通工具。倘若没有这两辆拖拉机，让咱们骑自行车来，或是乘坐长途车过来，只怕也没有这么便利，上级部门也不会这么快就能得到他吉阳的负面信息。”
张永东说：“这跟晁错制定法律有啥关系？只要有事儿，那也是或早或迟让人弄住的事情，只要有事儿，总归是要被弄起来的。”
孙泉源对着他的耳朵悄声说：“这都两年了，过去咋没说这事情？这都过去两年了，这时候才说殴打知识青年了。那时候就没殴打？若是那时候殴打，这时候追究，还有伤吗？只怕也只能听人说了。”
张永东说：“破坏作用。那是破坏作用。这你不懂，我也不懂，只有上头人懂，咱们只有听上头的。吉阳这时候让弄住了，他没有跑，他也算有种。那他只有听天由命。”
孙泉源说：“永东，我咋总觉得是人为因素在起作用。我觉得若是没人来公社恬噪，只怕公社也没人说这事情。”
张永东说：“有一摸，说一托。小事儿说成大事儿，大事儿说成要命事儿：这都是人们斗事儿时惯用的伎俩。这事儿跟其他事情一样，都是扩大化，这你相信吧。”
因为坐在一起靠得近，汪幸运听到了张永东刚刚说的这句话。他呵呵一笑，说：“阶级斗争，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不能那样从容不迫，其实就是想方设法把对方朝死里整，把对方整翻过去。我知道我在咱大队立了头功，别人跟我竞争都不行。吉阳的死活，我起决定性作用。”
汪幸运这话声音有些大，尤继红在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