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夺取了柴氏的江山，建立了北宋。其后，赵匡胤以及群臣制定了“先南后北”的战略，通过南征北战，除了北汉和辽国手中的幽云十六州外，终于实现了中国的初步统一。
天下初定，终于到了“从打江山到坐江山”的时代。北宋未来该怎么走，成了宋太祖的心病。赵匡胤虽然是武人出身，但是已经看到了武人当权弊病。他特别不想看到五代十国的情景重演，更不想看到某个武将像自己一样，篡夺他人的江山。于是，宋太祖和群臣制定了“崇文抑武”的战略，抬高文官的地位，在国内大兴儒学。同时极力压制武将，削除他们的兵权。赵匡胤深谙权谋，利用“杯酒释兵权”这样巧妙的手段，夺取了高怀德等宿将的兵权。功臣集团的兵权被夺取后，赵匡胤终于可以大刀阔斧地进行制度改革，建立起“以文制武”的政治体系。
首先，北宋统治者与士大夫文官集团建立了联盟，极力抬高文人的地位、荣誉以及待遇，形成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赵匡胤甚至还立下祖制，不得杀害士大夫。北宋对文人的重视，可见一斑。
其次，北宋统治者建立“以文制武”的军事制度，利用忠于自己的文官来压制武将。军事长官的位置，往往由并不精通军事的文官掌握，而以军事为主业的武将却处于附属地位。因此，武将在朝中逐渐边缘化，甚至成了文官警惕与鄙夷的对象。例如北宋大将狄青，他在边境屡立战功，并因功劳升任枢密使，这在北宋武人中是很少见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将领，仍受到文官的鄙视和排挤。一次，韩琦因故要杀狄青的爱将焦用，于是狄青赶紧为焦用求情：“焦用有军功，好儿。”韩琦却轻蔑地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就在他面前把焦用杀了。狄青见自己受辱，不禁气愤地说：“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虽然韩琦和狄青都是枢密使，但是因为文人和武官的身份，地位却大不一样。面对这种情况，欧阳修曾说：“大凡武臣尝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争，实是武人理曲，然终亦不服，但谓执政尽是文臣，递相党助，轻沮武人。”
最后，北宋的统治者极力控制武将的兵权和军事自主权。北宋确立了内重外轻、守内虚外的国策，将绝大多数军队集中于中央，消弭边将造反的可能。同时，北宋通过制度建设，分割了武将的兵权。北宋的枢密院主掌调兵之权，三衙（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拥有掌兵之权。每遇到战事，皇帝临时派遣将领出征，谓之“率臣”。有人诟病此制度，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是造成宋军屡败的重要原因。但笔者认为，很多人显然夸大了“兵将分离”的害处。宋以后的王朝，如明清两朝，同样运用兵将分离的制度，但是并没有造成战争的失败。然而，北宋的另一项惯例，却严重影响了宋军的战斗力，那就是“决策御中”。
在具体战斗中，武将没有行动自主权，排兵布阵必须依据皇帝亲授的阵型图。“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战争的形势瞬息万变，远在千里之外的皇帝又如何能得知。一个呆板的阵图，如何能保证战争的百战百胜？这项制度的发明者宋太宗也是武人，他当然也知道其中害处。但是为了治御武将，宋太宗还是发明了这种奇葩制度。这种制度通过削除武将的自主权，让他们变得循规蹈矩、小心谨慎，从而不敢作乱。宋太宗曾说：“朕选擢将校，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次之。”很显然，宋太宗对于武将的要求是听话，打胜仗反而还是次要的。
北宋的武将受到来自皇帝和文臣的层层压制，有屈不能伸，有志不能行，最终逐渐归于平庸，甚至于背叛。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这样将领的军队，如果能够消灭敌国，那简直就是奇迹了。
北宋的“穷兵黩武”
所谓的“穷兵黩武”，指的是“不顾一切，任意发动战争”，热衷于用战争解决一切问题。在汉唐的某些时期，如汉武帝以及唐玄宗，都可以用穷兵黩武来形容。而我们的宋朝也可以这么形容。
在大众眼里，宋朝是软弱妥协的代表，向异族交纳岁币祈求和平，是对宋朝最为深刻的印象。而屈辱求和，又是我们从宋朝身上听得最多的词汇。这样的王朝也能穷兵黩武？
的确，宋朝在很长一段时间会给人以“和平主义者”的印象。然而从本质而言，这不过是宋朝遭受灾难性失败的假象。在很多时候，宋朝不仅敢战，而且好战。北宋建立于唐朝的废墟之上，但领土却要比唐要小很多，宋朝只不过完成了“小天下”的统一。辽所占据的幽燕，西夏所占据的河西以及独立的交趾，都是宋人心中必须恢复的故土。此外，盘踞于汉唐故土的蛮族势力，可不会任由宋人宰割，相反他们还会主动出击，威胁宋朝的国家安全。占据幽云的辽国威胁着华北平原，他们的铁骑越过黄河，旦夕之间就可以到达开封；而占据河西的西夏，又时刻威胁着关中地区的稳定。
为了夺回失地，防御游牧敌人的进攻，更为了抵御国内的起义与叛乱，宋朝维持了一支不断膨胀的军事力量。在宋仁宗年间，宋朝的禁军已经达到百万之多，要知道这些军队都是不事生产的职业兵。所以在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