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之所以说宋朝是穷兵黩武，并不是因为其与辽、西夏、金国的战争行为。收复故土，从游牧民手中保卫国土是非常必要的，是“义武”，而不是穷兵黩武。然而，宋朝在与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往往表现得相当轻率，显示出十足的军事冒险主义，十分缺乏计划性和战略性。而这种缺乏深思熟虑的冒险主义，是宋朝战争失败和灭亡的根源。所以我才说，宋朝是穷兵黩武。那么宋朝到底经历了几次军事冒险呢？
宋朝的军事冒险
终北宋一朝，其军事冒险主要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宋辽战争时期。宋太祖赵匡胤深知辽国的厉害，曾经想用巨量的金钱，从辽人手中买回幽云十六州，以求得和平解决宋辽争端。
但宋太宗上台后，得位不正的他急于通过军功立威，于是改变宋太祖的政策，决心用武力夺回幽云十六州，这显然是一种没有深思熟虑冒险行为。宋太宗首先攻灭了辽国的附庸北汉，并乘胜攻入辽国地界，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宋辽战争。宋太宗两次北伐幽燕，但都先胜后败，功亏一篑。两次战争，宋军都伤亡数万人，丧失了精锐的老兵，损失相当大。从此，宋军似乎患上了契丹恐惧症，在与辽的作战中落于下风。
1004年，萧太后和辽国皇帝组织数十万大军，深入宋朝地界，兵临黄河边的澶州，宋朝面临灭国之危。宋真宗在寇准的建议下御驾亲征，深受鼓舞的宋军在澶州城下挫败强大的辽军。于是辽国见好就收，与宋朝签订了澶渊之盟，两国约为兄弟之国。从此宋辽形成均势，两国维持了近100多年的和平。
从宋真宗年间开始，北宋进入了内部整顿阶段，希望通过发展经济，来实现国内的稳定。与北宋类似，西汉与唐朝都曾在初期面临优势的外敌，也都选用了暂时对敌屈服的政策。西汉和唐朝运用中原优越的经济条件，很快建立了对外敌的巨大物资优势，最终反客为主击败对手。澶渊之盟后的北宋，本来也可运用此策略，然而宋朝却没有。宋朝统治者决定维持现在的和平状态，将收复幽燕的梦想埋在了心里。
宋真宗与宰相王旦谈及议和问题：“方今四海无虞，而言事者谓和戎之利，不若克定之武也。”王旦当即劝说道：“止戈为武。佳兵者，不祥之器。祖宗平一宇内，每谓兴师动众，皆非获已。先帝时，颇已厌兵。今柔服异域，守在四夷，帝王之盛德也。”宋真宗深以为然。继承宋真宗登位的宋仁宗，也与其父宋真宗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国家的祸患主要在内部，外敌不过是次要问题。
宋真宗和宋仁宗的“修文”政策自然没错，在他们的统治下，国家的财富的确得到了较快增长。但是他们的“偃武”政策，却非常的短视，在契丹、党项等外敌没有平定的情况下，就自废武功，无异于开门揖盗。宋朝承平已久，迅速出现“将士惰偷，兵革朽钝”的情形，宋军本来就不强的战斗力，极速下滑。
宋朝文恬武嬉，疏于戒备，最终导致河西军阀李元昊的反叛。李元昊悍然称帝，立国号为西夏，并且不断骚扰宋朝的边境。宋军迅速出动，集中大量兵力投入到对西夏的战争之中。从此宋朝的军事冒险主义进入了第二阶段。
从表面上看，西夏与宋并不在一个级别。无论是财力还是人力，西夏都不及宋朝的百分之一。在与西夏的战斗中，宋朝都是兵多将广，物资、器械堆积如山。然而长期”偃武“以及对武将的压制，终于造成了恶果。宋军兵多而不精，兵器质量十分低劣，甚至不及西夏这个小国。同时，由于武将长期被压制，加之宋朝开国的宿将逐渐去世，在将领方面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当时的将领多是怯懦无能，素质低下之辈，当面对强悍的党项骑兵时，结果可想而知。
在战斗中，李元昊使用诱敌深入之计，佯装败退。而宋军犯了”冒险主义“的老毛病，居然轻装疾追，结果无一例外地被李元昊杀得大败。宋军连续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遭遇惨败，人员器械的损失可以用骇人的来形容。打不过辽国也就算了，现在连小小的西夏也打不过，北宋朝野哗然。这次失败，堪比后来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
在惨败之下，北宋突然进入了“朝野皆谈兵”的奇怪时期。朝廷放弃了“偃武”政策，放开舆论，鼓励国人进献御敌良策。在这种情况下，从前耻于“言兵”的士大夫，纷纷就前线军事态势发表看法。如范仲淹、欧阳修、文彦博等人，都提出自己对于西夏的军事策略。
为了击败夏国，在宋神宗支持下，名臣王安石开始主持了富国强兵的变法，并且初见成效。然而，宋军积弊已深，不是一场变法就能彻底解决。
在王安石变法初步取得效果后，宋神宗欲修汉唐故事，将矛头不仅指向西夏和交趾。不想，交趾探明宋朝有”图己“之意，遂以去除王安石暴政为名，悍然对宋朝边境发动进攻，屠杀边民近10万人。其后宋军反击，但由于瘟疫流行，并没能彻底收复交趾。
在宋夏战争方面，宋军自恃强大，遂主动出击。宋神宗信心满满，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宋军轻敌冒进，受到了西夏人的埋伏，遭到了一连串的惨败。在现实面前，心灰意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