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是信仰的一种体现形式。
国家层面的官方信仰，与民间的信仰皆离不开祭祀。
通常情况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衍生组成过程中，民间和官方的信仰基本上对应的是乡间习俗与正统礼制。
这是民间舆情的体现，也是官方意志的外在表现。
在古代，几乎所有的正统文化都是由风、俗演化而来，皆是对风、俗改造加工的结果。
这就致使种种风俗与礼制具有同源一流的关系。
所以说，民间与官方的信仰有很大的同根与相融性，无论是内容，还是表现的形式均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刘曜穿越之前，在大学读书期间，曾听过一些教授的公开课，对于中国古代的祭祀及民间、官方的信仰有着一定程度的认识。
在加上穿越之后，这么多年来他也读了许多典籍，见识了地方上的风、俗，故而对于两汉时代的民间祭祀又有了很深刻的认识。
在汉代地方祭祀体系之中，民间与官方信仰也呈现出这样的一致性。
据历史记载，如蜀郡太守文翁在任期间，立学官，兴教化，有惠于民，其过世后，“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
如王堂治蜀有绩，“巴、庸清净，吏民生为立祠”。
舒桐乡啬夫朱邑，廉平不苛，以爱利为行，所部吏民爱敬焉，其过世后，“吏民共为邑起冢立祠，岁时祠祭”。
汝南郡都水掾许杨修复鸿郤陂，政绩显著，惠民无数，太守邓晨为之起庙，“图画形像”，以志其绩，而后“百姓思其功绩，皆祭祀之”。
东汉零陵太守周嘉视事七年，其过世后，“零陵颂其遗爱，吏民为立祠焉”。
类似这样的例子，在汉代史书中有许多许多，刘曜游历各地的时候，也见过这样的例子。
像这样的情况，吏民共祭，或者先有政府提倡然后有百姓祭祀，其实都是民间与官方对循吏良牧纪念歌颂的共同诉求。
此外，在岁时祭祀、宜忌方面，民间和官方也基本保持着一致。
比如伏日，民间“荐麦瓜于祖祢”，祈求祖先的庇佑。
至于官方为辟除“伏日万鬼行”的禁忌，“尽日闭，不干它事”。
夏至，民间“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
至于官方则“以朱索连荤菜，弥牟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
腊祭，民间斋馔扫涤，遍祭神祖，腊日“腊先祖五祀”，次日向祖神献祭，第三日蒸祭，又三日墓祭。
至于官方，则“岁终大祭”。
对于腊祭，刘曜可是深有感触！
由此可见，民间祭祀的习俗与官方的祭祀典礼，不仅在动机、对象上类似，就连活动内容都非常一致。
地方祭祀风俗与官方层面的祭祀典礼相融相似，说明官民双方在信仰层面上有一致性。
这种情况是刘曜乐于见到的，也是地方主官乐于维持的。
只因为这给官与民之间沟通、互动创造的机会，有利于稳定民心，方便地方官员对百姓的统治。
凡是都有两面性，地方与官方的祭祀信仰有一致性，必然就有不一致性，甚至是冲突。
历史上城阳景王的祭祀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话说公元前180年，七月，吕后患病，刘章及其弟刘兴居被安排入宫，与周勃、陈平当内应。
九月，吕后驾崩后九月，周勃掌握北军，刘章率千人入未央宫，杀丞相吕产，后因为平定吕后一族有功，受封城阳王，谥号景。
根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载：“初，城阳景王刘章以有功于汉，故其国为立祠，青州诸郡转相仿效，济南尤盛，至六百余祠。”
像这样地方性的祭祀，本来是老百姓自发的，并没有什么大碍，但后来发展失控，以至于成了被官方强力禁止的“淫祀”、“淫祠”。
具体原因在于，其负面影响不断扩大，已远远超出纯粹的民间祭祀，转变成一种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冲突的祭俗，曾一度脱离了地方当局的可控范围。
史载其势盛时，“自琅琊、青州六郡，乃渤海都邑乡亭聚落，皆为立祠，造饰五二千石车，商人次第为之，立服带绶，备置官属，烹杀讴歌，纷籍连日，转相诳曜，言有神明，其谴问祸福立应......”
城阳景王的祭祀习俗在两汉青、齐之地比较流行，等到了东汉末年，达到了一个顶峰。
如六郡乡民“皆为立祠”，“谴问祸福立应”，求其福佑。
广立祠地、祭祀求福是民间信仰的基本传播模式和社会功能。
只是在祭祀中，“转相诳曜”，“奢侈日甚，民坐贫穷”的过分行为和结果，显然不利于民生。
又有商贾从中借势生事，“或假二千石舆服导从”，“造饰五二千石车……立服带绶，备置官属”。
仿官制行祭祀，属于僭越！
在君主的等级社会里，官方是不可能的容忍的！
刘曜虽然是个穿越者，接受过社会主义教育，但他认为僭越属于破坏规则，必须严厉打击。
此外，在汉朝政治失序、社会动荡的情况下，有的民间祭俗或神灵崇拜可能会演化成民变和动乱，从而引起地方政局的动荡。
比如西汉末年，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春，关东民众聚祠西王母神，传筹西行，就曾引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