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环境，只是为了争取更为有利的条件，而既然是条件，那自然就有目的。
这一次借用吴起的名气、墨家的技术学问上的优势，和赵国的乱局，无疑将会给魏国带来的极大的压迫感。
列国纷争，各国互不信任，彼此猜疑。
尤其是魏赵之间之前已经颇多矛盾，而魏侯一直与赵侯和公子朝暗通款曲。
赵侯即将病逝，这么短的时间内，魏击和赵章根本没有时间沟通，除了武装干涉之外别无他法来确保魏国的安全。
一旦这个营造出来的、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的赵、墨、秦、楚联盟结成，魏国将会陷入全面被动，这是魏侯不能接受的。
本身秦楚就一直联姻，魏楚争霸中原，秦国也一直策动楚国在西河搞事以帮楚国分担压力。赵国武力如今虽然不强，但是也经过了公仲连的改革，一旦跳反三晋，魏国的局面就会大为难看。
魏齐之间本身也缺乏信任，虽然现在齐国田氏刚刚有求于魏击，赖其力得到了侯爵之名分。
然之前三晋伐齐、拆长城、对卫国这个缓冲附庸国的争夺、齐国曾出兵救援楚国榆关大梁、魏越联盟压制齐国等历史遗留问题，都会让魏国产生诸多怀疑：一旦赵国跳反，齐国会不会趁机咬自己一口而不是和自己结盟。
这种猜疑和猜忌，墨家留给了魏齐韩等国，争取到了自己内部一直想要完成的一件大事的时间。
…………
墨家代行其政的郯国西北五十里处，一条小河蜿蜒而过。
河的这边，是完全实行墨家政策的郯国，名义上是郯国，实则就是墨家治下的一县。
河的对面，是加入了非攻同盟，但是保持独立主权名义的费国。
潡水之战后，费、薛等国纷纷加入了非攻同盟，相对于需要给越国进贡的霸权，墨家以非攻同盟的形式将这些小国组织在一起，并不收取贡品丝绢之类。
各国的内政也没有理由“代行其政”，因为费、薛等国暂时还有君主，而郯、缯等国，是墨家从越国手中“解放”出来的，已经“找不到”可以继承的直系继承人，于是才代行其政。
在地缘上，越国淮河以北的势力尽失，潡水一战震动了越国根基，父子相残的戏码因为墨家需要留着越国恶心齐国，出兵加以干涉而未发生，但是越王翳已经在北方呆不住了。
墨家的义师以帮助镇压叛乱的名义驻扎在琅琊附近，越王已经开始在江南吴越故地修缮旧都，大有放弃淮北迁回江南的意图。
这种情况下，除了有些的几个城邑外，基本上都成为了墨家的地盘，或是迁民垦荒筑城、或是建设沿海城邑晒盐……
如此一来，如费国这样的依旧维持着主权的小国的局面就变得极为封闭，除了北面和鲁国有所交流外，其余方向完全被墨家封住，成为了“国”中之国。
潡水一战后虽然墨家势力大涨，但是为了防止齐、魏干涉，引起天下震动，并未彻底解决费国等小诸侯国的问题，而是在等待时机、积蓄力量、发展生产、变革基础。
费国也有义师，而且这义师的组成是由费国出人，墨家提供武器，作为非攻同盟的军事力量，在保证不干涉费国内政的情况下维持费等小国自己的制度。
费国义师的成员，多是国都大邑的自耕农。因为这义师的钱财装备都是墨家来出，与泗上民众无关，所以墨家资助了这些自耕农一部分铁器，同时大力宣传墨家的一些激进言论。
几年过去，这些服役归乡的自耕农，开始在墨者的带领下组织起来。
费国的制度早早就进行了一些变革，比如初税亩制度，使得出现了不少的自耕农。
但是，赋税极高。
原本的各家份田收什一税，形成制度之后，因为原本生产力低下，需要一部分“置田”，也就是闲置的田地休耕，这休耕的部分也需要征收什一税。
休耕原本是必须的，这样就等同于五一税。而随着大豆玉米小麦棉花轮作技术从那些义师归来的农人的传播发展，这些休耕田也开始种植，费国的贵族和统治者也水涨船高，将原本固定的“五一税”形成制度。
而除了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外，作为贵族家族统治的基础，大量的贵族封地依旧存在。
这些贵族依旧拥有支配其封地农民的权力，但是因为地形地势的关系，这里和宋国沿丹水、泗水出现的一些列经营性庄园变革完全不同。
一则宋国的小贵族、地主阶层距离泗上更近，而且之前在商丘爆发过国人干政的事件，取得了一定的政治权利。
二则，如今运输困难，道路不修，水运仍旧是最佳的运输方式。沛邑、彭城等工商业城邑的发展，让粮食和原材料成为有利可图的商品，但是限于运输，这种生产关系的自发转变也就发生在宋国沿河一带的平原地区。费国多山，又没有一条河能够直达彭城沛邑，故而这种变法在费国发生的极为缓慢。
潡水一战后，墨家在东南与费国以沂水的支流珈水为界，并不明着干涉费国的内政，但是墨家可以费国讲学宣传、开办矿冶、售卖盐铁。
除此之外，对于费国贵族来说最为不情愿的一个条件，就是勘定的边界……一旦有逃亡的农奴逃到边界，费国将不得追讨，墨家将会组织他们垦耕。
这种政策之下，每年有大量的人口从费国逃亡过界，进入泗上墨家的直辖地。
除此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