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仁，仁又是什么，又得扯到一些儒墨之间关于仁的矛盾。
若是直接点头，这又是不负责任，将来出了问题要有大麻烦。
若取儒家仁的狭义，则补足为礼后乎仁，而克己复礼为仁，以墨家辩术逻辑置换，则等同于礼后乎克己复礼，再简化为礼后乎礼，适身在墨家又是墨家的二号人物，这是绝对不能点头的。
你不能说第一名在第一名的后面，认同这个等同于否决墨子的“说知推理”之学，否定逻辑。
若取广义，仁为儒家所言的一种整体的道德规范的整体，这就更必须要与之划清界限。别人可以既要儒家的苗，也要墨家的草，适这个副巨子不行。
因为从墨子评价义渠火葬和桥夷食子，以及适篡改的乐土九重之说，道德在墨家的概念里是可以随着时代而变化的，有时候不是一种准则，而只是一种习惯。
不能说人家义渠人火葬就不孝，也不能说贵族守孝三年就比贫民守孝三日要孝顺。更不能说父孝悌这些上下有别服从礼法的东西，是永恒的、不可更改的道德。
但儒家认为道德是永恒的、普适的、不变的，同时又是可以规定于制度的亘古不变的，因此礼才是不分生产力水平治世的基础。
同意这个，等同于同意在工业社会，有能力必须服丧三年，那么也就没有资格嘲笑在工厂定时朝拜这样的事。因为若礼是对的，那么服丧三年就必须要在这三年内提供带薪丧假，算吧算吧家里亲戚死一圈，一辈子衣食无忧，那么这是资本必然不同意的。到时候就看谁输谁赢，是礼战胜了资本，还是资本捏碎了礼。
所以若不可以永恒，那么就可以变革，并非是万世不易的。
于此时，这也必然涉及到儒墨之争，墨家不能承认，一旦承认就要承担违背了“君、父、孝、悌”等似乎永恒普适道德准则的非议。
若是永恒普适不变的，那么小辈必须服从长辈，身份低贱的必须服从身份高贵的，这完全于墨家的“人无分老幼贵贱，皆天帝之臣，人人平等”的说法相悖。
既是广义，儒家的仁那就必须包含孝悌尊卑，那么本身墨家兼爱、平等就已经违背了儒家的广义道德，所以墨家必须连“仁”的概念也得变。
要么，就明着说自己不守儒家的仁，但天下有心人很容易将这句话断章取义为墨家不仁，这正如后世“共妻”之说，于宣传不利。墨家自始至终，从未说过自己就是要“不仁”。
要么，就只能另起炉灶，谈仁，但又要讲清楚自己的仁是什么，所以变为了墨家仁、但本质上守墨家的“仁”。对外宣传，人们都认为墨家仁，有心辩论的，又自然落入陷阱难占上风；无心辩论的也只能鬼哭狼嚎说墨家“无父无君，实乃qín_shòu”，这就落了下乘。
于氏族时代和春秋而言，君父孝悌这些东西，确实是一种有利于社会的、物质基础之上符合时代的道德，但一旦社会发展……君算个屁？悌谁人守？
因而墨家要把仁，变为“爱己”，墨家中仁的最高境界是兼爱，因为人人爱我我爱人人所以我得到了数倍的爱己。
这里的兼爱的合理性解释，必须也必然是以“爱己”为基础的，不是把一切奉献给别人的圣徒，而是先爱己，后爱人。
墨者与圣徒之间的区别，在于墨家没有天堂，所以圣徒爱人，或许也是为了爱己，但是这个爱己最终实现是去天堂。这是一种利。
而墨家则是依靠逻辑自洽，将兼爱与爱己变成一道数学题，理论上确实无懈可击。这也是一种利。
墨子谈到爱，便谈爱己、爱马与用马的区别。
因为只有知道爱己与爱马用马的区别，才能知道如何爱人，连自己都不爱又怎么知道怎么爱别人？把爱别人，等同于为了用别人，那本身在墨家看来就是一种错，甚至直接定义为“用”而非“爱”。
爱天下，自己又在天下之中，所以爱天下等于爱己加上爱天下其余人。若人人爱天下，那么每个人都得到了天下人那么多倍的爱，从逻辑上推出兼爱就是最高境界的“爱己”。
这里面是逻辑自洽的，若不谈爱，将其化为自尊和尊重他人，也是一样的道理。
但在这之前，就需要依照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政策，使得人人可以最大程度的“爱己”，由此又推出墨家体系之下，公共权力和法律的制定准则和基础。
比如“十人十义、百人百义”的上古乱世，在“义即为利”的前提下，那么百人百义中，或许有一种“义”名为绝对的自由，原始的自然形态。
即我可以自由地劫杀别人，来爱自己，使自己得利。但是，我可以自由的劫杀别人，那么别人也可以自由地杀死我。
然而，根据墨家体系内的功利观，生命大于财富，饥饿之时选粟米而不选随侯珠等等论证，可推出：生命权的利，大于财富权的利。
由此，为了每个人都能得“大利”，就需要“集众义以为义、选贤人为天子”，出让这部分自己的利给公共权力，以出让自己不能劫杀别人的小利，获得别人也不能劫杀自己的大利。
于是墨家之法，不能随便杀人，理由是：如果可以随便杀人，那么自己就有被杀的风险，支持这种律法就是不爱己。
而墨子又言：仁、爱己也。
由此可证，不爱己，等于不仁。
而不能随便杀人的法，则为仁的一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