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问题就在于，社会的贫富差距是不同的。
有人富裕，有人贫穷。
就像一些商人，家訾数十万，蓄奴十几人。
轮到他去服役的时候，他肯定不干啊。
怎么办？
请人代替他去服役呗！
所以，秦汉两代就发展出了一条特别的生态链。
替人服役，成为了很多贫民和破产百姓的最后一条道路。
因为，这个事情能赚钱啊！
按照秦律规定，践更税为一个月三百钱。（请注意，秦代行半两钱，币值远超汉代的五铢钱！在理论上来说，一枚半两钱应该可以相当于3-4枚五铢钱使用，再加上通货膨胀什么的因素计算，秦的三百钱在汉的价值，应该不少于一千钱了）。
而在汉室，请人服役的代价，就更大了！
附加值最高的是兵役！
出土的居延汉简里，有记载弘农郡一个叫陈更的人替同乡一个叫赵勋的男子代服一年戍边兵役，代价是后者向前者支付两万九千钱。
当然，兵役是不同于徭役的。
汉军的要求相当严格，一般人真干不了这个活。
在事实上，能替人服役的，都是老兵。
这也是汉军精锐们在军饷之外最大的一个收入！
而徭役，则因其种类和路程的缘故，有着种种划分标准。
一般来说，治河等水利工程的代役费用，大约为一千两百钱一月左右。
所以，在汉初，替人服役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链。
成为了很多破产人民东山再起的方法。
当初，吴王刘濞大手一挥，以其盐铁收入为其国内的百姓的徭役买单。
引得天下游民纷纷归附，拖家带口去吴国赚外快。
但可惜，历史证明，统治阶级不会留给人民太多的自由和翻身机会。
贵族地主和商人们，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数学题，就能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了？
如今，汉室奴婢价格，壮年的男性约为两万钱。
哪怕是主人特别善良、体恤自己的奴婢，不舍得他忍饥挨饿，让他顿顿吃饱、穿暖。
以自耕农为例，
一个成年男子，每月口粮标准是两石，一年需要二十四石粟米，价值两千四百到三千钱。
其四季用衣，每季给一套新衣，每套价值两百钱，也就八百钱。
除此之外，依照汉律规定，奴婢算赋以五算。
也就说一个奴婢，每年需要缴纳六百钱的人头税。
故一个奴婢，买回来后，一年理论上最大开支是四千四百钱。
而其能创造的剩余价值，说出来，恐怕能吓死人。
哪怕只是让这些奴婢耕作，以最低效率，一个人只能耕作五十亩，亩产两石来算，也是一百石粟米，价值一万钱以上！
盈余五千四百钱！
但，地主豪强权贵们，怎么可能只让奴婢耕地呢？
农忙之余，让他们从事副业生产，也是肯定的。
而最大的副业，就是替人服役。
起初，这只是部分权贵才能享有的特权。
但很快，事情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了。
因为，当黄老政治家从政坛谢幕，上台的法家和儒家官吏，可就没有那么脉脉温情了。
法家喜欢一刀切，儒家则不喜欢关注琐事。
于是，就导致了一个可怕的结果——在太宗、先帝时期，权贵们将自己的奴婢拿去服役赚钱，只能在有人愿意出钱请人服役的前提下。
而现在，法家和儒家，搞了个一刀切——所有人民都需要缴践更税——无论他去不去服役。
区别只在于，北方的郡国，官员拿钱消灾而东南一带，吏治败坏，没有节操的官吏，无论你交不交税，都要去服役。
对法家和儒家来说，这样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
法家希望自己统治的百姓，听话顺从和服从。
而儒家虽然嘴上喊着‘仁政、善政’，但若是要他们向黄老学派的政治家那样，为了维持统治，玩无数程序，搞出一大堆的事情，那是肯定不干的。
再说了，主义再多，也不如生意大啊。
于是，就发生了一个可怕的事情——地主豪强权贵们，争相蓄奴。
蓄奴干什么？
赚钱啊！
特别是像水利工程这种价值高，要求多的工程，成为了权贵们的盛宴。
一个月一个奴婢一千两百钱的利润！
万一再碰上国家补贴，额外再赏赐服役民夫。
那就赚的更多了。
也是因此，汉室蓄奴之风，愈演愈烈。
只要有机会，几乎没有人肯放弃买一个奴婢回家的可能！
这也是汉室各类水利工程，能得到几乎所有阶级支持的缘故。
对地主豪强来说，修建水利，不仅仅可以让自己的土地产出更多，还能额外大赚一笔。
对于普通的升斗小民来说，修建水利，也能有利于自己的生产，再说了，就算不修他们也要交钱，还不如修呢！
而现在，张越想要推出隧营计划。
首先面对的就是地主豪强们的狙击！
若都用隧营的劳动力干活了，他们的奴婢干什么？
这损失的利润，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相当于是在挖这些人的肉！
想要让既得利益集团，心甘情愿吐出自己嘴里面的肉，难度有多大？张越自然知道。
那就跟登天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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