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整个二层楼，沈宸是留给自己住的。舒服是一方面，他还藏了些东西不能为外人所知。
再者，二层楼上还有个小阁楼，开着上海人俗话所说的老虎窗，那又是他以防万一的后路。
胡乱想了一会儿，沈宸又把思路转到了报馆上。虽然有了个小计划，但能否成功还不好说。
可也没有别的办法，谁能掐会算，知道坏人什么时候来扔炸弹呢？
但有一点，沈宸觉得大概可以确实。那就是尹志洪的外国护照还是有用处的，坏人很可能选择他不在报馆的时候来破坏。
大概，可能。沈宸也只能如此猜想判断，采取成功概率最大的办法。
明天啊，不能那么清闲喽！沈宸想着想着，迷迷糊糊地快要睡着。大梅端着开水上来，才赶走了他的睡意。
………………
一九三七年年末，上海战事结束之后，国*军虽然撤退了，却留下了一笔可怕的“遗产”——恐怖活动和蓝衣社，并迅速恢复着实力，伸展着网络，行将露出锋利的爪牙。
“蓝衣社”一名之所以被长久使用，是因为其强烈的象征意义，特别是当褐衫党和黑衫党风行欧洲之际，更是如此。
另一方面，在“孤岛上海”明目张胆地实施恐怖活动，绝不是一两个有组织的指挥部所能完成的。
政治暗杀衍生自三十年代初的民族救亡运动，它导致上海的“小市民”中产生了部分人为、部分自发的组织和机构。
他们既为爱国，也为自身的利益而行动。有时候，他们会与国府的特工组织联合起来，有时候则单独行动。
而按照某位外国观察家的说法：“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警察本来可以轻易地铲除这一怪物，但却任其发展，乃至养虎贻患，使得这一怪物嗣后不时地要找些牺牲品来满足其食欲。”
事实上，那位外国观察家的观察显然还停留在表面，不知道租界巡捕房的很多人已经被军统或中统收买。
当时日军要在租界内公开抓人，还必须由日本宪兵队出面，事先通知租界巡捕房当局，由巡捕房派员会同前去。
而上海的军统、中统组织，对两租界的巡捕房大员，大都按月给以津贴，彼此声息相通。
因此，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日军要到租界抓人，往往是日本宪兵队刚刚与巡捕房打招呼，那些被军统、中统收买的巡捕房人员便预先“放笼”（暗中通知），让被捕对象逃跑。
而凡属军统、中统的一些重要人员，即使来不及“放笼”而被捕获，巡捕房也是多方留难，甚至拒绝“引渡”。
正是在这种有利的情形下，军统、中统在上海的潜伏由仓促到有绪，再加上从后方调来的精兵强将，很快便恢复了实力。
随后，针对亲日分子的暗杀等恐怖活动，开始呈现增多之势。
而这倒把沈宸的几次杀戮贴上了标签，有几家报纸便猜测，这是汉口国民政府所派来的职业特工的行动。
……………
种种猜测，乃至夸大，对于沈宸来说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顶多也就是转移了视线，对他起到了一些掩护而已。
而今天，已经是他在报馆严阵以待的第三天。
这几天，他不再坐在里面喝茶看报，唯恐外面突然飞进来炸弹。
他通常都在外面巡查，仔细辨别着行人，希望发现什么可疑分子。
当尹志洪和谢月兰在白天有事离开报馆时，沈宸便让他们把报馆的门锁上。然后，他在外面晃一会儿，便象偷懒似的离开。
可实际上，沈宸是走过了一条街，转到那间杂货铺后门，偷偷地来到杂货铺，从斜对面监视着报馆门前的情形。
这种守株待兔的方式，虽然被动且无奈，但却是沈宸能想到的唯一办法了。
现在已经是接近黄昏，尹志洪和谢月兰关门离去，沈宸也装作下班回家的样子离开。
但他走过一条街后，又拐回来，悄悄地进入了杂货铺。
不知道为什么，沈宸觉得今天可能会发生些事情。
从时间上看，也差不多了。其实，如果深究的话，倒应该说是他的耐心快耗尽了。在这个小报馆，他真的有些呆腻了。
因为经常到杂货铺，沈宸又不象有些巡捕似的吃拿卡要，不时买些东西也都是照价付钱，店主倒是与他熟了起来。
“巡捕先生，天都黑下来了。”店主好心地提醒着，“您该下班了。如果报馆出什么事，跟您也是没有关系的。”
沈宸笑了笑，说道：“虽然说没有关系，可早抓到坏人，我也就不用再呆在报馆里担惊受怕了。”
店主恍然，连连点头，说道：“对，对。那炸弹可不认人，扔进去就危险啊！”
沈宸抿了抿嘴角，更加注意地瞅着外面。
这个时间快到街上巡查的巡捕交接班了，接班的没来，值班的懈怠。如果要搞破坏的话，倒真是个空当。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沈宸的耐心就要消磨殆尽的时候，一辆汽车突然沿着街道缓缓驶过。
沈宸立刻警惕起来，操起了立在旁边的猎枪。虽然汽车并没有在报馆门前停留，但尾灯闪得很可疑，象是打着什么暗号似的。
两个人影晃了过来，沈宸也站起身，走到了杂货铺门口。但他却不出去，掩藏在门旁，冷冷地盯着这两个抄着手行走的家伙。
哗啦、哗啦！两个家伙走到报馆门前，突然停下脚下，向着窗户猛地扔出了手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