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日，设在天津卫城的津齐银行第二分行开张了。天津卫城的百姓们于是有了用银子换钞票的地方，十分踊跃。
这钞票缴税时候可以用一两钞票当一两二分银子用。无论是交田赋还是交商税，都可以用。前面换了钞票的百姓拿钞票去“税务局”缴税，发现确实好用，津国公的税务局确实认可这种钞票。
换句话说，这一两“钞票”看上去是一两，其实是一两二分银子。拿十两银子去换成钞票，立即就能赚二钱银子。于是来换钞票的人络绎不绝，很多人渐渐发现了这银票拿来当钱用也十分好使，商贾们都乐意接受这种钞票。
比起银子和铜钱，这钞票的使用和携带就方便多了。加上报纸大力宣传，天津的街头巷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津齐银行的“钞票”交易。
其实大明的商品经济发展到明末，已经十分需要一种方便易用的货币出现。宋朝时候纸币“交子”就曾经很成功。可见纸币的需求在民间实际上十分迫切，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发行方是否守规矩，是否滥发。
津国公李植的作风和威望摆在这里，让百姓十分相信津国公发行的钞票。
不仅如此，津齐银行还在三月二十日，推出了抵押贷款业务。
所谓贷款，无非就是用不动产抵押借钱。报纸当天在头版头条宣传了一阵，百姓立刻就明白过来了。报纸反复强调这一种贷款业务的特点——低息，反复强调一年百分之五的利息如何惠民。
渐渐的，有缺钱的商户开始来银行里咨询贷款事宜。
这么一问，就有不少人顺水推舟地将贷款办了。如今天津和山东的司法解释权都控制在李植手上，所以银行处理抵押事务也没有法律问题。津齐银行只要和贷款的商户签一份“合同”，就能把借款和抵押事宜全部搞定。
第一个成功贷款的是范家庄的一名猪倌。这猪倌本来在李植的国营养猪场干活，干了几年下来对养猪的事情已经得心应手，便琢磨出去自己开养猪场。这年头天津人一天比一天富裕，猪肉价格十分坚挺，养猪看上去是个包赚不赔的买卖。
养猪场需要建猪圈、买猪苗、买饲料，到处都要用钱，他正是缺钱的时候，听人说银行可以借钱，便找到了津齐银行。
他拿自家的小别墅做抵押，以市价七十两的价值抵押给银行，银行贷给他五十两银子——银行为了控制风险，只能贷出抵押物价值的百分之七十。银行毕竟做的是低息买卖，要防止房价大跌造成抵押物价值下降，导致坏账。
这名猪倌拿到贷款后，立即把他的小型养猪场开了起来。养猪场看上去十分顺风顺水，账单算一算，到生猪出栏时候这个猪老板能赚六十多两银子。这样的收入，比做猪倌是强多了。
猪老板的成功案例被《天津日报》和《山东日报》大力宣传了一番，于是来银行贷款的人越来越多。
津齐银行三月份最大的一笔贷款是贷给一个开明地主。
这个地主姓陈，没有功名，算是个小地主。他以前在青县一直贿赂官府吏员，所以也没有被吏员压上太多田赋，一直守着家族的祖业。当初李植均平田赋，他家的田赋因为本来就不曾免除，不存在刁民投献现象，所以反而没有影响。李植彻底控制天津后，他就开始主动向李植靠拢。
听说李植鼓励向银行贷款，鼓励开发水利，他干脆向李植贷款五千两银子，要在青县修建一个水库灌溉荒地一千五百亩。
如今整个天津在法庭的管理下，社会秩序十分井然。原先那种你做蛋糕我抢蛋糕，以权势夺取他人成果的社会风气完全被消除了。如今天津各地，不管是开明地主还是自耕农都掀起了水利建设的**。如今水利工程是谁建的，谁就能得利。
因此这个陈姓地主干脆贷款来建水利工程。
这五千两的水利设施也不是小事，涉及到买荒地，建水库，挖水渠，招募佃农耕种等一系列工作。这个陈姓士绅有备而来，聘请了几个富有经验的水利技术人员。岳善德和陈姓士绅聊了一个时辰，亲自拍板同意了这笔贷款。
贷款以陈姓士绅的田地做抵押。银行贷款部的评估师给一亩旱地作价十三两银子，最后让陈姓士绅拿六百亩旱田出来抵押。
贷款部雷厉风行，三月二十二日接到贷款需求，四月初一就办完手续，把贷款放了下去。陈姓地主立即开始雇人建水库，说要抢在九月冬小麦播种之前把水库和水渠建起来。
这个水利工程也被当成典型案例，在《天津日报》上报道了。于是四月份津齐银行收到不少地主和自耕农，甚至佃农的建水利工程的贷款需求。其中不少都是可操作性很高的工程。
甚至有七个小地主要联名借四万两银子建水陂，灌溉田地。
为了评估这些项目，李植甚至专门跟在山东搞水利的靖一善要来了五个老技术员，作为水利工程贷款的评估师。
不光是水利工程贷款项目很多，各种养殖业，建筑业和传统手工业的贷款需求也很旺盛。如今天津一镇的百姓收入一年比一年高，各种产品的需求都上来了，正是一些有技术的人才扩大经营的好机会、
原先那种纯粹靠刁民投献土地发财的士绅已经被李植打压下去了，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富庶和权势。其中一些人除了仗势欺人没有其他本事，如今甚至全靠以前的积蓄过日子，几年下来连温饱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