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临安城说起来真的不大，人口也不算多，尤其是在赵昺这个现代人眼中。据他入城后进行的统计，属于杭州城区的县有两个，一个仁和县，一个钱塘县。这两个县的人口，包括郊县农村人口有七十万左右。还都之后，随着大批中央官员和军队的涌入，加上流动人口也就在九十万上下，居住在城区的则在三十万以上，仍没有恢复到历史上一百五十万人的巅峰期。
如果按照现代的标准，这也就是四线城市的标准。但是临安城的城区面积，也就是圈到城墙里的地方是东西五里，南北十四里，也就是十三平方公里左右，人口密度可达每平方公里三万人，而现在杭州的人口密度，市中心最高的几个区，平均是两万，而世界上的大都市，都在万人左右。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宋朝人居住的还只是单层或者双层木构建筑为主的房屋，城区人口密度已经超过了以多、高层钢筋水泥为主的现代社会。便可以想象当时城区生活的拥挤，以及可能带来的复杂问题是多么严重了，首先就是土地太贵，要想在城中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屋之困难比现代有过之而不及。
房子贵到什么程度，早在汴梁之时人们就颇为感慨了。作为官商云集的京城，汴梁的住宅无疑是特别紧张的。早在北宋初年，大学士陶毂就谈起这种“蜗居”境况，“四邻局塞，半空架板，叠垛箱笼，分寝儿女”。到了北宋末期，城市人口增长了将近一倍，住房和土地的短缺状况更加严重。御史中丞翁彦国指出：“京师户口日滋，栋宇密接，略无容隙。纵得价钱，何处买地？”
苏家哥俩儿都是京官，可苏东坡他一生也没能在开封买到房子，只是在其他小地方买了几套。他儿子在开封结婚，没有新房，苏东坡很着急，最后还是借了一个朋友的房子，才算把喜事办了。而苏辙参加工作几十年，到七十岁那年才买上房子，其是御史中丞，相当于下议院的议长，一直在京也买不起房子，直到晚年，才在开封南边的二线城市许昌盖了三间房。
在买房之前苏辙写过一首诗自嘲说“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又说“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意思是，我活了大半生，头发都花白了，还没弄上一套房子，搞得自己在儿子们面前抬不起头来，他们还老是抱怨我。
而杭州在南宋成为临时都城后，房地产市场非常火热，繁华地段的房价高得令人咋舌。早在南渡之时，大量城市难民携家南渡，江南一带的住房需求极其旺盛，带动“富家巨室，竟造房廊”，甚至连“军前诸司，骈置铺席”。可见当时房地产市场的火热。
所以京城中的房价也不是普通人能承受得起的，连很多官员都是买不起房子的，只能租房子过活。造成这种情况，归根结底都是地价惹的祸，究其根本还是不低供给量太少，所以赵昺以为只要将这些土地周转出去，还愁没钱进行改造吗？
赵昺觉得自己的主意着实不错，将作监和少府都是为内府服务的，他们迁出去土地自然仍然归自己，再行卖掉以后，连城市改造的费用都有了。如此一来，自己是有人、有钱，还愁办不成事情吗？可一问之下，还真办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
按照当下的律法，虽然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事实上，中国历来都承认土地的私有产权。即使皇帝，理论上也不能任意侵占土地和住宅。而皇室占地同样属于官地，不经过朝廷同意，也是不能随意使用的，也就是说那些地，理论上还不是他的，要想用还要得到批准，开发也要用内藏库的钱才可。
不过朝中有人好办事，赵昺与户部尚书陈则翁那是实在亲戚，侄女婿的忙还是要帮的，积极为其献计献策。他说自己可以从中斡旋，将艮山门外的军营批给小皇帝作为污染企业搬迁用地，还能适当的给些拆迁补偿，至于城中腾出的土地，他也不能违规批给皇帝，除非参加拍卖。其虽有歉意，但也表示自己也只能帮这么多。
赵昺也是头疼，由于自己的政府是历代少见的商业驱动型政府，眼看着房地产市场有利可图，也积极投身进去，设立专门机构，经营官地和公屋的租赁。现在政府出让国有土地给开发商，用的方式是招、拍、挂，即招标、拍卖、挂牌。宋朝朝廷同样是这样卖地的，不过当时不叫招标和拍卖，而是叫做“实封投状”。
朝廷公布地块和底价，有意向的买家把自己能出的价钱写在纸上，装到信封里，投进朝廷指定的标箱，报价期满，朝廷开箱，公开念出各人的报价，出价最高者可以买到地皮。也就是说赵昺要想用的这些地，同样要参加竞价。
赵昺是苦笑不已，自己想做点儿好事咋这么难啊！陈则翁给出的办法与没说一样，即便自己放下身段与开发商们一起去参加竞价，成了人们会说他借势压人，与民争利；若是没成，还得笑话他，一个堂堂的皇帝还不若一个商人有钱，这实在有损自己的大宋土豪的威名。而现实是当前他还真拿不出那笔钱来，此外还有大宋官员不得经商，过去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他却是紧盯呢，自己总不能明知故犯，起码不能光明正大的做吧！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陈则翁当下已经答应可以将城外的那片地拨给自己，而据他所知，那片地不小。曾作为蒙军杭州都万户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