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敏行一脸的郁郁之色，刚刚的言谈欢笑一扫而去，那种不得志和扼腕之态才是他的真性情，这人中举人后一直跟着徐光启在天津学习农事，原本自是想做出一番成就和实绩出来，读书人有千般万般不好，但报国之心总归是有的，这一点和纯粹的商人或是勋贵完全不同，只要不是那种百无用处的腐儒，青年士子把才干用的对路子了，肯定也会有所成就。
可惜农学在大明实在不被人所得视，孔敏行此前花费的功夫完全浪费，等若在奔腾的江河中投掷了一块小石子，激起的浪花无非就是徐光启所书的《农政全书》，这本书在当时也并不为人所重视，只有一些对农学有兴趣的士子才会研读，几百年后，后人才发觉了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和《天工开物》一样，都是划时代的著作，可惜，全浪费了。
张瀚起身，替孔敏行倒一杯酒，自己举到眉间，郑重的道：“这一杯酒，敬玄扈公和至之兄济国利民的仁心。”
孔敏行大为感动，举杯一饮而尽，笑道：“有文澜的这句话，我感觉那几年的光阴没有白白浪费掉。”
张瀚又道：“农政全书我还没有能看到，自当会叫人去买来研读，另外有至之兄的介绍，想必这本书对我的帮助会很大……我的和裕升大肆收粮，也会鼓励我收粮的区域广为种值番薯，如果玄扈公的诸多办法有效，等于活了数十万生民，要知道，大同和西北各地，已经连续多年受灾，陕北那边，已经饥荒的厉害，如果能推广番薯和玉米种植，活下来的人就太多了，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我华夏千年以降，就是有玄扈公这样的砥柱人物在，才薪火相传，文明不绝，若有机会，一定当面跪敬玄扈公一杯才是。”
孔敏行有些吃惊的道：“文澜这话说的重了。”
张瀚心中确实有些激荡，穿越久了，和本时代的人相处的久了，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感情。原本是拿自己当一个游戏玩家的心思都淡了很多，甚至隐隐间，张瀚也想着能帮大明和华夏一把，要知道，他现在接触到的人和事，多半会在明亡清兴的大变革中被催残的一丝不剩，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死难，多少美好的事物消亡，就拿张瀚来说，他已经接受了自己身上的服饰和发型，接受了很多明人的生活习惯，试想二十多年后要剃发易服，心里也是有难免的别扭感觉。
可惜自己到底是人微言轻，而且这么久下来，见到的官员不是贪污就是庸人一个，士绅也多半只顾自己的利益，无视其它，终于叫他见着一个值得尊敬的华夏的读书人，虽然孔敏行只是徐光启的弟子，可言论间展露出来的东西，已经足以叫张瀚心生佩服了。
徐光启这样的士大夫，才无愧“读书人”这三个字，才是华夏人一提起来就敬服的这个阶层的代表人物。
可惜就是这样的人，在大明的朝堂倍受排挤，所著的学说和付出的努力几乎白费，就象徐光启在农学上的成就，如果是朝廷牵头来做改善良种，推广种植的事情，二十年间就能解决小冰期的干旱带来的灾害，使几百万人免于饿死的命运，使千万人不必在农民起义的战火中流离失所，使北方防线稳固，女真人没有机会侵略进来，华夏的文明进程，不必再一次被打断。
其实真的是一件小事，只要皇帝能重视，官僚集团能下决心，有强力人物推进，如张居正在万历初年实行条鞭法和重新订立黄册，那是多么困难的事，一样能做下来，可徐光启在农学上的努力，几乎没有人关注，无人重视，更不必说花费精力来做这件事了。
不论是楚党浙党或是东林党，在万历晚期所重视的就是三大案带来的政争，皇帝赌气，官僚集团暮气沉重，争执的就是“大义”，象徐光启这一类杂学所代表的成就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可能，谁会理？
天降英才而不得用，这才是华夏文明的痼疾所在，也是文明总是被外敌打乱，陷于内耗的重要原因。
只是交浅不能言深，张瀚的有些话连自己亲娘也不好明说，更不必提孔敏行，当下“咳”了一声后，脸上已经是职业化的微笑，当下从容道：“至之兄可以问下遵路兄，看我收粮的盘子有多大，如果杂粮能够增收，那可真正是天大的好事，我的话，不为夸张啊。”
李慎明闻言点了几句，孔敏行这才知道张瀚收粮的范围确实极大，而且目标是每年数百万石，这样的范围影响确实不仅限于大同一地，应该是整个晋北和宣府到蓟镇一带都会受影响，而且晋南和河南也可能是未来的收粮范围之内，农民增收了，张瀚收的粮食自然也多了，收入也是大为增加，从这里来想，张瀚的激动也在情理之中。
至于张瀚的打算是和北虏做交易，对孔敏行来说也不是什么犯忌讳的事，本朝士大夫满嘴仁义的私下放印子钱的比比皆是，多位重臣在主持蓟镇宣大事务时也曾经和蒙古贸易，甚至主持走私粮食，一个商人指望以大义出发，禁绝与北虏的贸易，想来也不可能。
就算孔敏行自己，也不曾觉得贸易这一块有多大的事。
举国之战，民族生死存亡，总体战，贸易战，经济封锁，这些词汇在明朝是不存在的，自然也不会有人想到其中的意义，对明朝来说，禁绝对蒙古贸易只是防止“资敌”，而更多和更深的意义是不会有人想到，自然也不会有人太在意。
既然不反感，孔敏行反而很敏锐的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