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的举动分明是要进行兵谏！
大明朝开国三百年来，什么时候有过前线边军将领扬言要带兵到京城来给朝廷和皇帝来讲讲道理的事情？若是在万历和天启年间，吴三桂的举动早就够了杀头抄家，甚至是满门抄斩的地步了。
可是，偏偏在众正盈朝的崇祯朝，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朝野之间赞扬声不断。
吴总兵的奏本之中的一些词句甚至被无数官员士子们广为传颂，便如同几百年后另一个姓吴的将领所通电全国时的电稿一般。
“臣等血战疆场，流血漂橹，所为者，杀虏报国也。然奸臣收鞑虏之贿，惑圣上之聪，妖言议和，其目的，为散我军心也！”
“臣与建奴血战多年，依臣观之，建奴不过跳梁小丑。经年不能平定，唯粮饷不足政令不一之故，今尽除弊端，军心大振，焉有纵敌养患之道理？”
从宁远、山海关、到蓟镇，各地的军镇纷纷传说着朝廷要与奴贼议和，一时间军心浮动，议论纷纷。吴三桂报捷的船只抵达天津之后，这个消息更如一个大炸弹一样在内地官场上⊥∟爆炸开来。从九品的县丞、典吏，到几位总督、巡抚，甚至僚，都对此事大为不满！
一场政潮已经开始激烈酝酿当中。
朝野上下，文武官员，从当年北京保卫战之后，空前团结，大家万众一心，要将那个意图卖国求荣的家伙找出来，让他和当年的袁贼一样，被押上菜市口。吃上三千六百刀！
几位驻地距离天津较近的督抚大员，或是亲自登门，或是派遣心腹使者到天后宫行辕拜谒守汉，哭求宁远伯出来主持大局，为大明计，为天下计！
“狗屁的大明天下！”
送走了一群前来效仿申包胥哭秦庭的家伙。望着远去的背影，耳中还留有这些人或是慷慨陈词，或是苦苦哀求的余音。李沛霆冷笑着给这些人的行为下了一个评语。
“吴长伯这一手厉害啊！”守汉也是冷笑两声，将手中厚厚的几封密信丢到一旁，这些书信，大多是朝廷阁老、各部尚书和勋贵们写来的，同样是请他站出来领着大伙要求皇帝出来澄清议和之事。给天下人一个交代，给列祖列宗和边关浴血的将士们一个交代！
这些人的举动就如同那部开创了谍战剧先河里的著名台词一样，“嘴里讲得全是主义。心里想的全是生意！”
衮衮诸公关心的，不是辽东战局如何胜利，而是辽东如何才能继续打下去。因为只有连年不断的有辽贼作乱，辽饷，才能名正言顺的存在！
辽饷，是上下一个非大的利益集团，多少人在其中受益？就是内阁各位阁老，可有一人。没在当中分润好处？
断人钱财，如杀人父母。各级官员深深明白这一点，所以都不敢深刻表明自己态度，只敢含糊不清的说几句。
三饷加派，从万历四十六年到现在，这些年中，共征收白银约二千万两。然到眼下这些年，每年的军费开支，都高达到八百多万两，加上余者支出，仍然入不敷出。辽饷，更是其中主要的组成部分。
当时九边饷银，在万历年间中期时，大约每年开纸有二百八十多万两，各镇分摊，粮饷分额，较为平均，改变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就是后金的崛起。
辽东各镇迅速的拿了大明军费好大一头，便是到现在，辽东，含关外与山海关，虽然粮饷分额减了又减，仍然一年有近五百万之巨。
而论大明收入，万历中期，朝廷每年夏粮秋粮，约有二千六百多万石，其中户部的太仓银库，每年约收银三百六十多万两，军费加余者支出，每年已经有所亏空，辽东战事一起，财政更是入不敷出。于是，辽饷加派，便是应运而生了。
从山海关起到锦州等处，山海镇、前屯卫、宁远镇，各援剿总兵等等，加起来一二十万人马，以每兵每人每月一石粮计算，一年就需粮食二百万石，还有各样一应消耗，庞大的粮饷供应，衍生出了一个个利益集团。
晋商、漕运商人，粮食商人，甚至扬州的盐商，大家都在这块巨大的馅饼上排排坐分果果。作为各个商业利益集团的代表或是代理人的官员们，除了从商业活动之中获取利润之外，更有一个来钱的路子。
那就是官员们在征收辽饷、剿饷、练饷时的各种加派、火耗！从张居正开始执行一条鞭法开始，到被誉为千古第一暴君的雍正四爷推行火耗归公止，官员们的一大财源就是加派和火耗。所谓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银子的来源大体便是火耗了。这还是官员比较清廉时的表现们，如果该官员手再伸的长一些，搂钱的耙子再密一些，手段再多一些，节操再少一些，比如说每个月过一次生日等，那钱来得便不知道多少了。
一但辽东停止了对奴贼作战，辽饷的数额势必减少，官员们的利益上哪里去找？种田人头上的加派少了，那剿饷和练饷也就该渐渐失去意义了。那大家这个官做着还有什么意思？！
辽饷也好，三饷也罢，内中牵扯的利益团体太多了，一个个强悍的利益集团，便若晋商与东林党那般存在。如今却有人说要在辽东与辽贼议和，从此罢兵休战，这如何得了？
诸公，又谁没有从辽饷中得到好处？只是多与寡的问题罢了。
虽然守汉没有从辽饷等三饷之中获得直接利益，但是这些加派、征收，也是和南粤军的发展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