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些生员。也就是秀才们。就算是一辈子考不上举人，也可以在家乡靠着这个政策性的优惠过得优哉游哉的。 但是，如今这个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没有了，可以用来垄断文化教育。控制舆论的基础也快要没有了。一旦普及了强制义务教育。随便找一个人都是识文断字的，能写会算，他们所谓的读书人的优越性。上哪里去找？
顾不得看他们涕泪横流的在地上撒泼打滚的折腾，人们拥挤在桌案前，或者是围着自己熟悉的那十五个人之中与自己情形类似的，或是挤到工作队员面前面红耳赤的与周围的人争吵着讲述着自己的情形，希望能够从这里得到一个权威的答复。
原本是给南粤军找别扭闹交农的集会，转眼间变成了南粤军新税收制度的宣讲推介会。
不过，另有一群人拉住刚刚从县城里走出来的洪易林的手，他们有自己的问题要问。
“洪哥，我们家祖上流传下来的土地，前些年因为钱粮税赋太重，被我家老子投献给了那位，”有人指着哭得满脸皱纹里都是鼻涕眼泪的一个秀才，语气之中满是鄙夷，“白白的缴了他十几年的钱粮，本来是俺家的土地，凭啥给他交钱粮啊？”
“就是！我们就是想问问，这投献的土地，该怎么算？！”
“我们的祖产，能拿回来不能？”
这些人占据了来交农的人数之中的很大一部分。从明中期以来，土地的兼并，愈演愈烈。如果是单纯的购买土地倒也罢了，关键是大批的土地都是通过这种形式和通过赐田制度赏赐的所谓公田逐渐的集中到了一少部分人手中。
这里面不光是有跟着朱家父子两代人打天下的勋贵们，还有各地的官员和仕绅。可以说，到了明后期，明朝廷财政制度崩溃，与这种情况有着很大的关系。
从成化至正德间，所谓的赐田这种明火执仗的抢劫民间土地的行为便进入了一个高峰，成化、弘治间，请赐的次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德王朱见潾就藩济南，先后准其所请，赐与山东寿张等县田地四千一百千顷，广平清河县田地七百余顷以及山东白云湖、景阳湖、广平湖之地，又赐新城、博兴、高苑三县水淀芦荡并“闲地”四百余顷。吉王朱见浚就藩长沙、拨给长沙八县田地一千二百九十余顷。兴献王朱佑杬就藩湖广安陆，赐庄田五千余顷。周恭王睦嗣位，赐地五千二百余顷。崇王朱见泽就藩汝宁，前后所赐之田已达万顷。荣王朱佑枢就藩常德，赐田二千顷，山场八百里。而在嘉靖万历年间皇室和勋贵大臣们的请赐活动更是达到丧心病狂的高度。景王朱载圳就藩湖广德安，“多请庄田，诏悉予之”，赐田达四万顷。潞王朱翊镠就藩卫辉，多请赡田“无不应者”；景王藩除，其故籍庄田亦赐之所有。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阳，援潞王例，奏讨庄田四万顷，朝臣力争，减至二万顷。
皇室成员大肆的搜刮土地，那些朝廷上的高官也是不甘居人后。复社领袖张采曾这样描述过江南士大夫受献的风气：“往者乡、会榜发，不逞者各书呈身牒，候捷骑所向，进多金名曰投靠。所进金岂奴办，多以其族无干田屋贽，否则系人奴背主，且挟旧主田屋贽，曰投献。则群不逞相率下乡，数马以二三十计，田用杨树干作签，上书某衙或某宅照，四至为围，曰扦钉。屋用大封，上书某衙或某宅几月日封。平民洗荡，同兵燹。”
曾经以搬倒了严嵩父子而青史留名的首辅大学士徐阶，在松江府老家有田二十四万亩，佃户万人，家人数千。其家人“半系假借”；其田产究竟有多少由纳献而来，已难查清。
徐阶的松江同乡以一手丹青书法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大名的董其昌官至礼部尚书，也在松江老家“膏腴万顷。输税不过三分；游船百艘，投靠居其大半；收纳叛主之奴，而世业遭其籍没”。“投靠”、“籍没”者，即是投献。以至于松江府有民谣说：“若要苏民康，先杀董其昌！”
此时在常熟家中致仕闲居的水太冷钱谦益号称是东林领袖，素称名士，但在掠夺土地上也是追随着先贤的脚步，“居乡亦纵令豪奴，或投献钉封，或假令图诈”。通过各种巧取豪夺的手段来夺取土地。
大明的南七北六十三省。抛去土司辖区。军屯、勋贵、官绅的土地之外，还有多少自耕农？更何况，旁边还有一条鞭法在推波助澜？
官豪势要控制的土地、人口越多，国家控制的越少。而朝廷征派的税粮、差徭不仅不因此而减少。反而日益增加。这样。权贵们纳献的土地和人口原来向国家所承担的封建义务，就被转嫁给了现存的尚未被投献的农民身上，从而大大加重了他们的负担量。
按照马老爷子的学说。这的做法不仅加剧了明中叶以后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同时也加深了拥有政治身份的地主与普通庶民地主之间的矛盾，因为，庶民地主虽然要靠从佃农身上收取田租进行剥削的一面，但也有受身份地主欺凌的一面，有时，他们也难以逃脱投献的厄运。
对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