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1951年冬老人家主持制定第一个农业互助合作决议，到1956年底完成合作化，用了五年时间。如果把合作化运动分为两个阶段，1951年底到1955年上半年为第一阶段，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底为第二阶段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阶段，主要是发展互助组和初级社。初级社的规模不大，一般为二三十户，还保存着半私有制，实行入股分红。在很多人看来，如果在初级社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生产的逐步发展，经过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坚持稳步发展、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有先有后地实现合作化的方针，中国农村的发展将会是另一种情况，也就可以避免走上曲折的道路。他们进而认为，即使合作化的第二阶段过急过快，但合作化运动总的说来是应当肯定的。那么深刻的社会变革，没有引起社会震荡，没有出现老人家所担心的牲口大批死亡和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相反，粮食连年有所增产。组织起来办了许多单家独户的个体农民办不了的事，在抗御自然灾害中显示了力量，特别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所取得的成果，为以后的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他们认为，给中国农村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只是后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可以肯定的说，这样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从我们对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回顾中我们能够看到，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们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就是走集体化的道路。人民公社和合作社的主要区别是规模，如果认为我国农村的问题仅仅是出在人民公社的规模大上，那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尽管人民公社从1958年诞生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撤销，名义上存在了三十余年，但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公社存在的时间是相当短暂的。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1958年9月一哄而起的，最初的几个月，在“一大二公”的思想指导下大刮共产风，有很多地方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也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异想天开。例如，河北省徐水县率先成立了全县范围的特大型公社，号称实现了全县的全民所有制。河南省也把新乡地区的修武县树立为一县一社的典型，山东范县则提出“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有些地方把所有个人财产和个人债务都共了产，有些地方提出取消货币实行供给制，个别地方甚至要拆散家庭。由于造成种种的社会问题，老人家和党中央从1958年11月2日至12月10日连续召开郑州会议（部分中央领导、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武汉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纠正各种极端行为，强调不能混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提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紧接着由于1959年初全国普遍出现的粮荒，老人家又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专列上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第二次郑州会议），明确提出人民公社内部财产实行sān_jí所有，核算以队为基础。当时公社内部的sān_jí是社、生产大队（管理区）、生产队（后来的生产大队规模上相当于高级社），很快又进一步明确“队为基础”的“队”就是生产队。同时也提出当时的生产小队(后来的生产队规模相当于初级社)的部分所有制。很明显这时候就集体化的规模而言已经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退到了高级社。后来在三年困难时期的1962年，又通过扩大的中央全会也就是七千人大会，进一步把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缩小到原来的生产小队（这时候已称生产队规模相当于初级社）。也就是说，从1962年初开始，集体化的规模已经退到了初级社了，这时候的人民公社其实已经名存实亡，越来越成为一级行政机构了。尽管不断缩小基本核算单位的规模，对农村的生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却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村的问题。而使中国农村从根本上摆脱困境的是回到单干，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包产到户”。很明显，中国农村的问题的根源在于集体化，人民公社只是集体化的一个阶段，其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