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路远拿着酱油，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歌回家吃面，一夜无话。
而第二天就是他上任队长的日子了。
为此他昨天晚上躺在床上想了半宿，觉得既然要干，就应该干出点儿成绩，别辜负大家对自己的期望。
同时不要拉下自己的复习，当队长和考大学两不误。
现在是春天，正是农忙，西南地区清明时节正是种黄豆的时候，田里的小麦颗粒还不饱满，刚刚抽花不久，收割要等到立夏左右，看天气。
一般天气好，小麦立夏前可以收割，天气不太好就要等立夏后。
而目前来说，除了种黄豆，就是准备田里插秧。
其实早的已经开始在插了，当年水田里种的是双季稻，早稻收割以后还要种晚稻，所以春秋两季都特别的忙。
而生产队以前的安排是，插秧的是专门插秧的，犁田耙田的是专门犁田耙田的。
年纪比较大的老爷们儿跟着妇女一起干旱地，十六岁以下的少年不分男女，差不多都是割牛草，很少有自愿去生产队学干农活的。
因为到队上干农活才四五个工分一天，而割牛草一般是上半年15个工分100斤，下半年20个工分100斤。
随便背着背篼，拿着镰刀出去，割个三四十斤草，也比到队上出工划算，而且自由自在，好玩的多。
而队上出工人数有限，加上吃大锅饭，磨洋工，农活总是赶不上季节，特别是水田里的活儿。
所以路远就决定先从这一块入手，增加水田里干活的人手，把早稻秧苗尽快的插下去。
路远非常清楚，大家之所以挨饿，主要是粮食收的太少，单产太低。
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是稻子栽的太晚，肥料又不充足，结果长势很差，好一点的不说，差一点的完全稀稀拉拉的，站在田埂上还能看见稻田里的水，最后根本没有收到两多少粮食，一亩地五百斤都是问题。
晚稻就更不用说了，有300斤一亩都是好收成，所以包产到户以前，田地还是那么多，结果家家挨饿。
包产到户后，田地并没有增加，却多打了很多粮食，道理是秃顶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
制度不同，收获也就不同。
为了跟生产队干部们有一个好的协调，让大家支持自己。
早上一开工，路远除了安排社员同志昨天干啥的继续干啥，然后就是通知生产队干部集体开会。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虽然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队长，但好歹管着差不多两百人穿衣吃饭，其实担子并不轻。
所以他要让自己这把火烧起来，烧的越旺越好。
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别看当年的生产队是最低一级单位，队委会上的干部并不少。
首先，第一是队长，然后妇女队长，副队长一般是两个，一个主抓副业，一个主抓农业，再有会计，财经保管，平下中农协会主任，简称贫协，民兵排长，还有计分员，出纳，社员代表等。
加起来十多个人。
一般来说，队委会最喜欢晚上开会，因为对公来说，白天不影响生产，对自己来说，晚上开会又多了半天工分。
反正没事磕牙，开来开去也没开出什么名堂，依然挨饿。
主劳力十个工分一天，主要妇女七个工分一天，老弱病残，或者干活偷奸耍滑的，工分会更低一些。
这回路远反其道而行，通知白天开会，遭到了队委会的一致反对。
妇女队长李婶儿首先就跳出来说：“队长，你是太年轻，还是刚上任，没经验？除了紧急情况，和下雨天不出工的时候，队委会什么时候开会是白天？都是晚上好不好？
白天要抓生产，难道这点你都不懂吗？”
李婶儿说完，副队长老田也发话了：“对头，路远啦，你刚刚上任，不太懂，大家也能理解，今天就算了，大家开个碰头会，少说两句，有什么事情晚上开会再说，你看怎么样。”
“我知道你们担心影响生产，其实我开会就是说几句，不会耽搁的太久。”
路远也不跟大家计较，也不安排大家到屋里坐，让大家站在生产队的操场边就开始开会。
他开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宣布自己的新政。
第一14岁以上的男孩女孩儿，除了上学和在家织草席的以外，必须到生产队干活儿。
第二把原来定为五分的工分，改为男的七分女得六分，以后最低工分就是六分，没有什么5分5.5。
第三增加插秧的人手，16岁以上的男人除了老弱病残和犁耙田，以及特殊情况的，全部调到插秧队伍，尽快的把早稻秧苗插下去。
宣布完毕之后，路远摆了摆手对大家说：“好啦，就说到这里，以后大家各司其职，积极的把自己该办的事情办好就行了，散会。”
“什么？这样就散会啦？队长，你开个会就这么简单？大家还没发表意见呢。”
副队长老田首先表示不服。
他主要自己是生产队的资深干部，又主管农业，很牛掰。
同时觉得路远这家伙，竟然没把他们这帮老干部放在眼里，自己三五下宣布完就要散会，更主要的是也不招呼大家坐一下。
如果以后都这样开会的话，工分还怎么混？自己干这个队长还有什么意义？
队委会的干部不就是图晚上开会多挣工分吗？
一年365天，200天晚上都开会的话，男的也可以多挣1000工分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