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益谦之所以敢主动向江枫报出6000元的高价，既不是他昏了头也不是他嫌自己手里面的钱多。
而是刘益谦这个“黄牛”，已经摸清了股票认购证此时的终端价格，一份股票认购证被市场炒到了12000多元。
江枫现在不知道的是，在“黑市”上的所有股票认购证，从“白板”（即空白不写名字的认购证），到写有名字的，再到中签的认购证一律被炒起来了。
在写有名字的认购证中，尤其是“黄万国”不能盖更改名字的章，所以在黑市上同样中签的认购证里，“黄万国”的就低一点只好打八折。
股票认购证被爆炒起来后，三大证券公司之间也上演了一出无声的勾心斗角大戏。
为了防范同行争斗，他们不仅仅派人去了专业银行的网点，尤其是到了同行券商那里各购了10本“白板”，以“法不治众”来保护自己。
离第一次摇号出来中签缴款最后一天的晚上，黄浦营业部被客户大包围了。
因为中签的认购证缴款只有一天了，黄浦的却是不允许更名，因此引发了聚众围攻并撞击卷帘门的情形。
僵持了大概二个多小时，最后还是采取了默认的答复，同意第二天更名盖章，才平息了股民们心里面的怨气。
了解了市场的这些鸡零狗碎后，刘益谦再也坐不住了，他经过一番计算最终给江枫打去了能够电话。
正是这个电话给刘益谦带来了滚滚财源，同样，也是因为这个电话，“三杨”那些大户也得到了江枫提价的通知。
水涨船高，刘益谦和“三杨”那些大户们尽管有些肉疼，不过，羊毛出在羊身上，他们也仅仅是叫嚷了一下，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江枫的价格。
解决了这些倒爷的问题，江枫带着欧阳玉、欧阳月两个人杀入了股市，与股票认购证“黑市”上火爆交易相比较，眼下的股市可以说有些冷静。
股市冷静不是无缘无故的，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一些规定在约束着，同时，也是有一部分无可奈何的现实问题。
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12月19日上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市。
上海证券交易所初期的由于可交易品种不多，仅仅是有“老八股”在一枝独秀。
在股票认购证第一次摇号仪式之前，方才于1992年1月13日又多了一个兴业房产，这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后第一家新上市的股票。
交易品种贫瘠的问题1992年就要改变了，因为在这一年里将会有近50家股票准备着上市。
交易股票品种少看起来似乎好解决，可是，另外一个问题大家还不知道需要等多久，这个问题就是上交所开市后的涨跌停限制。
而在此之前的1990年至1991年期间，上交所对涨跌停幅度的控制标准也是起起伏伏，没有一个稳定的制度。
最初，上交所涨跌停幅度定为5%，但开业没几天，为了抑制“暴涨”，就把涨跌停幅度收窄到1%，后来又把跌停幅度继续收窄到0.5%，此后又恢复到1%。
上交所开业1年多时间，因为允许的涨幅太小，股市成交一直是呈现低迷的状态。0.5%-1%的涨跌幅，收益比银行存款利息还低。
直到1992年初，在沪深证券市场工作会上，有人当场批评股市的不足：不够放手，发展不够，股价没有放开。
此后，上交所开始着手放开股价。
在这一年多里，上交所里的股票出现了有行无市的无量空涨局面。
就算是在如此不可思议的情况下，老八股中的大飞乐也一举冲破了1000元的大关，成为了A股历史上第一只千元股。
大飞乐在上市初期的股价仅仅是300多元，而到了1992年1月1日收盘时，它的每股价格竟然高达1007.4元。
要知道在此时此刻的上海，一名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才不过几十元。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1992年2月18日，上海股市对延中实业、飞乐股份试点放开股价，取消涨跌幅限制，这个消息传开之后，其实，距离全面放开股价的时间表是越来越近了。
目前为期一年的股票认购证，在1992年里总共有4次摇号认购的机会，江枫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中签率几乎为100%。
在这4次中签的机会里，属前两次最为疯狂，第一次的中签率大约为10%，第二次是50%，中签只看尾号是单还是双。
第一次摇号的尾数是“2”，整个4次摇号中都没出现过的数字是尾数“9”，还有三位四位号数的中认购号也蛮多的。
4次摇号过程中，为什么是前两次最为疯狂，这是因为第一次上市的股票少，第二次则是赶上了全面放开股价良机。
从第一次摇号以后，江枫基本上就是做两件事，一件就是把自己手里面的股票认购证出手，另外一件就是密切地关注着股市的上涨幅度。
杨怀定、杨良正、杨卫国、蔡铁阳等10几个人，面对着江枫这块大肥肉，一个个是张开了血盆大口，他们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悄悄地把自己手里面的股票给抛出去了。
刘益谦虽然说于他们这些人不是一伙的，可是，江枫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想出来了什么办法，销售量竟然与“三杨”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相比之下是旗鼓相当。
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流逝，一转眼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过去了，1992年4月14日，江枫在股市里看见真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