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汉边军逐步裁撤至三十万，且关中各郡县的粮食产量大增，每岁除却供应当地军民所需，还有颇大的余量进行囤积储存。
京畿太仓挖掘粮窖五千口，每口粮窖可储粮二千石，到得今岁已尽皆储满，足供京畿屯驻的二十万大军吃百余年。
依史籍记载，华夏人均粮食最富裕的朝代不是强汉也非盛唐，而是隋朝之时，光是洛阳附近的洛口仓，便存有粮谷数十亿斤，全国总人口却不足五千万，为其后的大唐盛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现今大汉也步入此等盛景，甚至犹有过之，关中粮食产量大量富余，京畿太仓又储满存粮，压根无需再每岁从中原各地往京畿运送漕粮。
田税新法的颁布，有较大的考量也是为让百姓以赀财代替谷米缴纳田税，避免官府在纳粮时再收取到种类不同的粮食作物，加大储量谷米的难度。
况且大农府和各地官府是真不想再收粮了，颁布了田税新法，日后除却各地常平仓和固有官仓会为维持粮价，适量向民间购粮外，朝廷不打算再收粮囤积。
依照皇帝陛下的说法，就是朝廷进行宏观调控即可，余下的就交由甚么市场机制自行调节好了，尽量避免行政力量过于干预市场行为。
大农府和少府联合，通过各地官府的农业局，向民间广为传播适合当地种植的不少经济作物和新农艺，还包括不少禽畜的养殖技术，尤其是养猪。
后世常以为华夏先人不喜食猪肉，其实是极大的误解。
确实古代没普及阉割技术，大多肉猪的品种也没经过改良，猪肉会稍微膻腥些，但只要烹煮技艺过关，还是能吃的。
仔细想想，古代百姓可不似后世华夏般鸡鸭鱼肉天天都能上桌，有肉吃就不错了，还有的挑么？
春秋时，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为鼓励越国百姓生育，曾颁布国策，生儿子赏“二壶酒，一犬”，生女儿赏“二壶酒，一豚”。
所谓的“豚”，就是猪了。
可见早在春秋时，至少越国就圈养了不少猪，要知道越国十年生聚，十年养育，百姓生了多少女儿，得赏下多少头猪。
随后的朝代之所以少有百姓养猪，不是百姓不爱吃猪肉，而是粮食都不够人吃的，又怎的有富余喂猪呢？
后世的砖家叫兽胡吹乱扯，说华夏古人只吃牛吃羊，那纯粹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老爷坐在空调房里发散思维，完全脱离实务去想问题了。
汉武挥鞭的作者出身小村镇，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在粮食充裕的前提下，猪比羊好养得多，下崽快又不挑食，吃饱就睡。
即便不喂精饲料，肉猪最晚三百天也出栏了。
羊吃草时还会嚼草根，对植被是有较大破坏的，刘彻身为皇帝，自然不鼓励臣民大肆养羊。
现今大汉粮食产量过剩，不养猪养甚么？
养个数载下来，不敢说大汉百姓人人有肉吃，至少勤快肯干的百姓生活水准会迈上新的台阶。
这事光靠田氏商团开设集约型养殖场是不成的，何况那些养殖场主要还是饲养家禽，肉猪最好还是让百姓自个养去，好歹也算副业，指不定能为农家增收啊。
养猪不难，只是种【猪】和猪崽子的数量还太少。
此事只能交由掌畜牧之事的太仆府去办，在大汉各郡县广设育豚苑，挑选较好的肉猪品种，不断繁衍改良，同时向民间低价出售小猪崽。
这事急不来，想要见着初步成效起码得有个三五年光景，母猪下崽也需要时日不是？
大肆推广养猪，或许不免会出现猪瘟。
刘彻除了让太仆府的兽医多加注意，倒也没太过在意，就凭现今大汉民间的肉猪养殖量和人口流动水平，能出现大范围猪瘟还真是见鬼了。
说实话，后世甚么口蹄疫乃至禽流感，都特么是人类整出来的破事，少用点化工饲料压根就没问题的。
中世纪欧洲光是因鼠疫爆发黑死病的大瘟疫，就足足挂掉数千万白皮，华夏五千年却从未遭受过如此大的疫情。
华夏是片受上天眷顾的土地，又有智慧勤劳的百姓，不是肮脏的欧美白皮可比的。
防疫工作很重要，但着实没必要因噎废食。
该养猪还得养猪，该养家禽还得养家禽，百姓吃饱穿暖比甚么都强。
太仆府在各郡县设育豚苑是门长远生意，国舅田胜经商多年，眼光毒辣。
他不但吩咐属下掌事们挨着各处育豚苑建了集约型养殖场，还向皇帝侄儿请准，愿以养殖场多年积累的经验人才及大笔赀财，换取一份与太仆府育豚司的长久合作契约。
育豚苑每岁育成的猪崽，尽数出售给田氏商团养殖场，自行饲养还是对外出售，皆由田氏商团自行决定。
刘彻觉着自家这舅父胃口还真大，却也觉着这是个不错的法子。
太仆府的官吏虽擅长圈养牲畜，但没甚么销售渠道，也着实没必要为出售猪崽而扩大员额，造成行政编制过于臃肿。
吃皇粮的“公务员”太多，对朝廷的财政支出也是不小负担，大农府每岁可都因此事和丞相府属官争得面红耳赤。
汉初官吏的秩俸在华夏历朝历代皆称得上高薪，领着月例的底层吏员都能让五口之家丰衣足食。
朝官的秩俸若依照后世的平价购买力计算，更皆是年薪百万起跳，尤是三公九卿，每岁秩俸加上杂七杂八的年节贴补和赏赐，近愈后世的三四百万年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