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密院的主官们觉得眼下南宋军队是“兵精粮足”，就差一场胜利彰显他们的政绩和存在。
正好江南西路的农民军应该也到了强弩之末，能用这场战斗给新招募的军队一次训练的机会，让新招募的军队好好练练手，见见血，再来一场胜利，奠定心理上的优势。
这样将来面对明军也就不会胆怯了。
毕竟是新军，刚刚招募来，刚刚训练出来，里里外外都透露着一股朝气，那种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气势，他们都是看在眼里的。
赵昚在军队训练的时候多次检阅军队，观察军队的训练科目和士兵伙食等等，以示自己非常在乎这支新军，同时也对自己看到的一切表示满意。
对这样一支充满希望的军队，枢密院和赵昚都是寄予厚望的。
他们寄希望于全新组建的军队可以振奋南宋的士气，彻底解决内忧，全面对抗外患。。
枢密院和赵昚的算盘打的很响，但问题在于江南西路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面对南宋朝廷空前严格严格的物资禁运政策，江南西路农民军政权不说是十分困难缺衣少食，至少也算得上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物资禁运政策好像完全没有影响到农民军的正常运行，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之所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主要还要从两个方面来说。
其一是主导农民军政权的复兴会江南西路分部对整个农民军解放区推行的土地改革政策。
其二是南宋官僚们极其灵活的执行朝廷政策的手段以及对金钱的重视态度。
所以说能够营造出眼下这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局面，主要原因是农民军和南宋官僚的双向奔赴，“情投意合”了属于是。
农民军的政策是主要的内因，虽然赵玉成领导的江南西路复兴会分部不在明国本土，但是随着江南西路斗争局势的清晰，赵玉成也多次开会要求正式推行土地改革政策，为此还问苏咏霖要了不少政策指导和有经验的官员。
苏咏霖自无不可，立刻安排了一批又一批有经验的复兴会员们乔装打扮，在苏海生情报网络的帮助下来到了南昌，加入了江南西路的复兴会分部，并且帮赵玉成推行土地改革政策。
从上一次反围剿战争获胜之后一直到如今，一年多的时间里，赵玉成一直都在农民军控制的九个州推行土地改革。
他和农民军的战士们带领农民夺取土地，分发土地，建立农会和新农村，建立乡农会等等，把复兴会组织深入到村庄之中。
他们打破了原有的地主乡绅和县官府共享权力的格局，创造了全新的基层政治格局，增强了本地南宋农民们的组织度, 建立了稳固的农民军——农会的政治局面。
苏咏霖曾经采取的一系列政策都被赵玉成借鉴。
加上连续数次战争中最早的起义军、现在的农民军和宋军对本地地主乡绅势力的“三管齐下”, 赵玉成“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成功在九个州完成了土地改革, 消灭了所有地主乡绅，把这九个州完全打造为了复兴会控制下的复兴州。
消灭九州之地的地主乡绅之后，村农会和乡农会结合起来, 成为复兴会联系、组织农民们的重要机构，通过这两级机构, 赵玉成得以动员全体农民展开了大生产运动。
都说江南西路这块地方是穷山恶水, 地无三尺平, 土地也贫瘠，根本打不上几斤粮食, 但是这也不绝对，其中有几分是那些吃的脑满肠肥的大地主坚持的看法，也不知道。
反正就赵玉成实地走访之后所了解到的情况是, 土地有, 肥沃的土地也有, 数量还不少。
但是几乎全部的膏腴之地都被地主乡绅占据, 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农庄，让佃户帮自己耕种。
而自耕农们往往只能拥有贫瘠的土地, 承担着最为沉重的税收，更多人还没有土地，最后悲剧的沦为流民, 外出谋生去了。
赵玉成丈量田亩检查账册之后，发现江南西路绝对不是养不活这里的人, 江南西路历年粮食的实际产量也绝对不至于养不活人。
之所以这里给人穷山恶水的感觉，除了一部分交通环境因素之外, 主要是分配出了大问题，很多人没办法吃饱肚子而已。
现在他们都被解放了, 身上的枷锁也被解开，复兴会给他们分发土地，让他们按照农会的安排进行农业生产，且只需要缴纳农税和较为特殊的临时战争税，其他的税都可以免除。
因为目前还处在战争之中，写信咨询了苏咏霖之后，苏咏霖建议赵玉成根据目前江南西路解放区较为严峻的斗争形势, 推行战时政策。
相较于基本和平的明国，江南西路的斗争形势使得他们没有一口气推行明国轻徭薄赋政策的资本，他们必须要加征一部分税收，并且组织劳动力修缮城池、道路并且为士兵准备军事物资。
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必须要从税收当中来。
所以临时战争税应运而生，为了让农民军获得更加精良的装备和更加丰富的食品以增强战斗力，这也是无奈之举。
但是相对于江南西路农民们原先的日子来说，这种只需要缴纳两个税种的生活已经算是地上天国了。
因为担心农民反对，抗议农民军向他们征收太多的赋税，所以赵玉成在推行临时战争税之前离开南昌，前往各地农村进行深入调研，和农民交谈，深入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
在这场调研行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