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还有半盏茶的时间，那我得抓紧时间和子布好好谈谈这中庸之道了！其实中庸之说脱胎于子程子与孟子，既然子布认为孔学核心是仁而非礼，那咱们就说说这个仁，所谓仁，自然是仁者爱仁，施仁政，薄赋税。所以真正让张家下定决心治中庸的原因恐怕正是董仲舒这样的经学派掌握时政，遵循儒皮法骨吧？
所谓礼仪三百（制度和行为准则）。威仪三千（刑律），这样礼凌驾于仁之上，这在子布看来已经脱离了圣人之道，在子布看来。圣人之道应该是度化世人，使世人皆有一颗仁心，而不是像荀子和他学生韩非、李斯那样用严苛的律法去约束人心。
所以在这一点上，张家所治中庸倒与治今文的学子立意相似，所以治古文治毛诗尚荀子的古文派就势必成了你们批判的对象了。
可为何张氏在徐州偏又没有与古文学派对立呢？刘澜自问自答道：“恐怕这就要从性恶还是性善说起了。当然董夫子三性说咱们今日姑且不论，就说张家治学主张与今文一般是皆乃废学恃性，而古文讲究的则是兴学节性，所以我说啊，张氏之儒与古文一比，高下岂也就立判了，再者古文又讲礼法兼施，但这法中却有变的含义，所以从后世的倾向刘澜更赞同荀子法后王而斥法先王。
韩非曾言：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与守株待兔有什么两样？而荀子说：东南西北各地儿童出生时的哭声是一样的。但长大以后习俗就不同了，所以这应该是教育的结果，应该兴学节性，而不是废学恃性，使人始终活在愚昧之中，所以古文学派中的礼，我认为应该是正人心的本，而法则是开风气的通，本可以维护名教，而通则是变通世事。只有将礼仪为体。法律为用，那么礼法兼施才会成为长久之道。
张昭神情激动，脸庞憋的通红道：“既然你说法后王，那请问暴秦何来？若无苛法。何来暴秦？若无仁政，何有强汉？”
先生不要激动，虽然古文有其可褒之处，但是今文也不是毫无可采之处，就拿民权一说，澜就深感认同。所以说这古今皆可取，又皆有糟粕，但先生所治中庸就差了太多了，有悖圣人之教！
“竖子不知天高地厚，竟妄言中庸之道！”
张昭气的浑身颤抖，手掌哆嗦，颤颤巍巍地指着刘澜，怒发冲冠：“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庸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
中谓不偏，庸谓不易。是指人生不偏离，不变换自己的目标和主张。这就是一个持之以恒的成功之道。孔子有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中庸之道使人中正、平和。若天下人失去中正、平和一定是喜、怒、哀、乐太过，治怒唯有乐，治过喜莫过礼，守礼的方法在于敬。只有保持中正、平和方能得以长存，而中又暗指好，庸同用，即是中用，则要拥一技之长，做一个有用之人，要坚守自己的职责，所谓在其位谋其职，这又如何有悖圣人之教了？”
“既然先生治中庸，讲不怒，那现在先生岂不是有悖圣人之教？再者，在其位谋其职，反过来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岂不是有悖圣人之教？”
“圣人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辈循之，焉有悖逆！”
“那党锢之祸呢？若天下士子皆依圣人之教，不敢公然点评朝政得失，那宦官外戚之祸又有何人能除？当今中夏，礼崩乐坏，而如子布这样世之大儒却依循着下乘中庸之术避世不出，岂非有悖圣人之教？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方今天下兵锋四起，吾辈当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又岂能隐世不出，坐看天下霍乱纷纷？难道这就是子布所学之中庸？
我虽不习中庸，却也知中庸之意，遇见强者不敢反抗往往便以‘中庸’来粉饰，聊以自慰，中庸之道乃为导民，维持社会稳定，天下士者皆知中庸毫无益处，民间草莽屠夫也无一人中庸，只有那些小民被蒙骗。
而中庸智者，如子布这般，身处乱世只会明哲保身，到了大有为的盛世也不过是以中庸居中调停，对奸佞心慈手软，不屑于使用非常规手段掌握权力去为民造福，为朝代走向衰弱埋下隐患。到了晚期，就算子布一生为民请命，恐怕百姓“被中庸”太久，造势呐喊会，但真要出力，却无人敢响应了！
还有就是中庸崇古这一点，这就是其最大的致命点，太过保守，没有进取，便是那水排之产生，尔等中庸儒者不见其提高百姓福祉粮食丰收，只知一味嘲笑其为奇技淫巧，若非是你们这些尊孟子，尊中庸的腐儒我堂堂中华，何以被西方列强奴役！
刘澜越说越激动，口无遮拦，滔滔不绝的说了一通……
屋内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刘澜有好几句话没守住口，但张昭毕竟是古人，又如何能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更别提一旁的张飞了，连张昭都不明白，他就更不知晓了。
干咳了一声打断屋内的短暂尴尬后，刘澜才道：“本朝之儒，皆为利禄，高官显爵，通经所得。人挟一经，以为重宝，修习揣摩，视之秘术。故门派林立、不相往来，久而久之，流弊愈炽。致使舞文弄墨、极尽刻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