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偶尔跟着张洪洋和张洪广去村里的学校玩儿，他们俩在前高大威猛，我独自在后瘦小枯干，像只小尾巴一样仰视着他们。他们来到学校，看都不看我一眼便进入各自的教室，“砰”地一声带上教室的木门，我只能在墙角处小心翼翼地张望着。
这所学校真是太破了，也太小了，院墙几乎倒塌了，从破窗洞里漫出阵阵的吵闹声。
当姐姐上三年级时，学校已容不下她们这些学生了，于是跟王家村搞联合办学，将她们这部分学生转到王家村。
王家村，一座小小的村庄，不过四五十户人家，远远望去，仿佛在高低不平的土堆上扎起的几座帐篷，一堆一簇、高低错落的。
王家村虽小，却很牛气。这个村以前干革命的人很多，革命完成后在外工作转为干部，逐步将村里的亲属一个个安排出去。王家村的人越来越少了，常年累月地繁衍，也抵不过它的败落。
当大家谈到村子的大小时，总不免听到王家村村民们嚣张的话语：“我们村子虽小，却出了不少干部，你们张家村那么大，出过半个人才么！”
对于这种言论，张家村义愤填膺，也叫嚣着：“哼，绿豆大个村也敢炸刺儿，再炸刺儿，我村一人一口唾沫淹死你们！”
争论从未停息，大家谁也不服谁，不过，碍于王家村厚实的革命传统的薄面，我们村一直没舍得“淹死”他们。当两村联合办学后，王家村的腰杆更硬了。
“张家村那么能耐，还不是要在我们村上学！”
姐姐、张洪美和张燕儿都在转学之列，被安排到王家村小学。张洪美是张洪洋的妹妹。每天，姐姐、张洪美和张燕儿手牵手跑去半公里以外的王家村学校。
学校坐落在王家村北部，面积并不大，五间教室，两间办公室，六百平的院子。一根旗杆在院子中间矗立着，旗杆顶部有一面鲜艳的红旗在风中飘扬。学校的校长是阎老师。
阎老师，一位头发花白的中老年女性，不苟言笑，以严厉著称，善于用教鞭责打学生的掌心。一周有两天，姐姐、张洪美和张燕儿回家后伸出手掌向我们炫耀着：“你看我的手，又红又肿，是阎老师打的，打成这样我都没哭！”
我望向那双双手掌，掌心果然鼓了起来，排着一道道的血印子。她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父母们并不在意，在他们眼中，老师打得越狠，证明对自己的孩子越负责任，不但不能反对，而是要报之以感谢的。
“活该！要我说打得还轻！”父母们面对孩子红肿的手掌叫道，“那么多学生，为啥不打别人！不打不成才，老师都是为你好。”久而久之，阎老师的名声响开了。
“真不愧是‘严’老师，”东邻的张京逵说道，“对得起她的名号！”。张京逵与我平辈，我喊他哥，常常绕过我家屋后来我家喝茶聊天。他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张洪芳，二女儿张燕儿，小儿子张洪海。张洪海比我大两岁，也是我的玩伴儿。
据说，阎老师的爱人王志全早年参加过革命，有重大贡献，现为国家干部，但他自由随性，不愿在城市中生活，愿意住在乡下。他半退休半干部的生活相当惬意，几乎每天在门前的池塘边钓鱼，池塘的碧水映着他纯白的胡须和头发。而乡下却是阎老师不喜欢的，为此，阎老师没少和他吵架。
“你说，好不容易走出乡下，你偏要吵着回来……这种破村有啥好的，”阎老师说，“什么都不方便。你想钓鱼，哪儿的池塘不能钓？”
“你要住城里你自己住，反正我不住！”老王头怒吼着。一言不合他就怒吼。阎老师无奈地摇摇头，继续住在破乡村里，管着那座旧学校，既做校长又做老师。
在她严格地教育下，有几个学生学习很好，一直保持到初中毕业，考上了人人艳羡的“中专”。“中专”，是国家干部的代名词，其选拔严格，若非智力拔群、学业优异者无法考中，所以人人追捧，“考不上中专，才去上高中”，是当时的普遍认知。
当时，一批批天资聪颖的十五六岁少男少女，初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被选拔进入师范、卫生、农林、财税、铁路、邮电等中等专业学校，姿态风光，受尽了周围同学和家长的羡慕。包学费、包分配、上学有粮油供应和货币补助，在中专录取率不足10的背景下，毕业后等待他们的则是“铁饭碗”和干部身份。
阎老师所带的学生考上“中专”后，附近的村子一片沸腾，尽管她只带的小学阶段，但人们仍将功劳安在她的身上。阎老师更出名了，并因此变得倍加严厉。张家村的家长纷纷打通关系，将自己的孩子从本村调到王家村，安排到阎老师所带的班里。
不过，好学生终归是好学生，不想学的学生永远也成不了好学生，所以，尽管姐姐、张洪美和张燕儿的手掌越来越肿，被打的越来越频繁，她们的成绩却始终没有长进，成为阎老师眼中的“木头疙瘩”。
“娘，今天阎老师熊我了。”姐姐对母亲说。
“她咋熊你了？”母亲问。
“她说我是块‘木头疙瘩’，再打也成不了才，我不是个读书的料儿，一辈子只能这样了。”姐姐说。
“哦！那你就好好学，争取学好它！”母亲这样劝着姐姐，尽管在她内心里已经认定姐姐本就是块不可救药的“木头疙瘩”。在母亲心目中，大名鼎鼎的阎老师不仅教学能力超强，而且火眼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