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匆匆而过，已至尾声。
综艺节目和热搜是整个夏日的背景，二十三岁的困惑、乐队们看似生机盎然的夏天、隐秘的角落里暗藏的黑暗世界、被算法困住的人们…...我们和时代如此接近，又如此疏离。
人们正在记录什么？我们需要关心什么？手机屏幕一次又一次亮起，我们点入那些浓妆艳抹的标题，而后收获的是强烈的情绪。
欢喜也好、困惑也好、愤怒也好，这些情绪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点击的那一个动作——我们的一切思考都可以被即时讯息迅速切断。
但好在我们还有文字，我们还有书籍去给当下作出注脚。每一本好书，都是一份无声的记录。
太平洋对岸的世界、昆仑山以西的世界、第三帝国机器轰然作响的世界、西部小镇的世界，还有城市高楼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它们在远处、在历史中、在抽象的文字里，可它们与我们的当下紧密相连。
走入书中的世界，是为了我们能够看清眼前。
问大家一个问题，看书等于听书吗？或者影视剧改编？
我的答案是不！不是什么书都时候听，各有各的好处，过去漫长的历史中，阅读都更像是一种特权，只有少数既识文断字，又有闲暇和财富的阶层，才能读到真正的书，大部分人接触文字的方式，主要是声音。
在中世纪欧洲，吟游诗人背着弦乐器走街串巷，传递那些由历史和传说交织而成的故事，他们自己也成为“活书本”一样的存在。
而在东方，戏曲话本是中国的源头之一，《阿q正传》中的江南农民，终其一生都不识字，却对《三国演义》里的人物如数家珍。
清末的义和团运动中，揭竿而起的华北农民，在衣着、语言、行动等诸多方面，都喜欢对照戏剧舞台上的做派——因为那些唱腔、念白，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最主要的知识来源。
1986年，金色的八十年代刚刚过半，路遥从陕北的群山和煤矿中走来，抖一抖尘土，捧出《平凡的世界》第一部。
但迎接这本心血之作的，却是文学编辑冷淡的评价：“还没来得及感动，就读不下去了。不奇怪，我感觉就是慢，就是啰嗦，那故事一点悬念也没有，一点意外也没有。”
出版以后，也没有激起什么水花——在先锋文学大行其道的八十年代，路遥过时的现实主义写法似乎已经没什么市场了。
而这时《平凡的世界》还没有写完，如果收到的总是低评价，很难想象路遥将以怎样的心情为这部结尾。
1987年，《平凡的世界》确定将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播出。节目开播的时候，路遥还在创作之中，电台录第一部用的是出版版本，第二部用出版社样书，第三本直接用了路遥的手稿。
孙少平和孙少安的故事随着电波传遍全国，这部长篇由文字转化为声音，覆盖数亿人的清晨和黄昏。
电视普及之前，电台是国人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也填充了大多数闲暇时光，在那个时代，像《平凡的世界》一样被声音成就的文字并不在少数。
近几年，随着互联网电台崛起，“听书”作为一种阅读方式，也大有复兴的势头，甚至有人断言，最终取代纸质书的将不是电子阅读，而是网络电台。
可是时间拨回到三十多年前，即便是格外感谢广播电台的知遇，一次次“面对那台收音机庄严地唤起自己的责任感”的路遥，会同意他的读者只去听而不去看吗？
无论是否愿意，你都不得不承认，一个属于“听书党”的阅读时代已经到来。
根据上个月底公布的第十七次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愿意阅读纸质书的中国人只有36.7，而仅仅一年之前，这个数字还是38.4。剩下的一大半人，除了喜欢电子阅读，还喜欢听书。
过去这一年，有超过三成的国人养成了听书的习惯。2018年，成年人听书率还是26.0，2019年，这个数字就已经超过了30。统计结果与我们的日常观感也相吻合：
公园里，健身大爷腰上别的小音箱里播放《三侠五义》；地铁里，上班族用耳机隔绝世界，罗振宇和村上春树交替出现；
写字楼里的白领，早就把热播剧集的原著听过一遍；多少人在早晚高峰拥堵的车流里，把一直没时间看的《明朝那些事儿》听完……
百度查过数据，和成年人比起来，未成年的人的听书比例更高，达到了34.7，对于相当一部分00后读者而言，“书是用来听的”可能已经成为一种与生俱来的认知。
随着听众基数迅速扩张，越来越多的资本也瞄准了这个新兴市场——你能想到的任何热门、经典著作、成功学秘籍、心灵鸡汤，基本都能找到有声版。
对比看书，听书的优势总结起来很简单：便携、轻松、随时随地。
即便轻薄如k，也总要在背包里占一方空间，有声书则只需要一部手机。
和埋头苦读相比，听书在接受上相对轻松，完全可以作为日常生活的“背景音”，一边通勤、做家务、炒菜，一边就能把一本书听完，很容易带来利用碎片时间的成就感。
还有不少人觉得，有声书不费眼睛，甚至不费脑子，可以作为日常消遣。但听书最大的问题，也恰恰在来自这份“惬意”。
清代的袁枚用《黄生借书说》一文劝勉青年黄允修读书时，曾下过这样一个判断：“书非借不能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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