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梨是明代家具的首选用材，它有着浓浓的书卷气，最适合做书斋家具，符合文人雅士所追求的安详、舒适的感觉。
明清盛世的文人、仕族对家具的喜好使这一时期的黄花梨家具卓而不群。无论从艺术审美、还是人工学的角度来看都无可挑剔。
黄花梨木是贵重木材，而明清时期的黄花梨木，堪可称为世界家具艺术中的珍品、绝品。随随便便一件进拍卖行，不说压轴，但至少得是开场的宝贝。
明代黄花梨圆角柜上，摆放的是一个清代胭脂红釉胆瓶。
不得不说，卸岭派这群蠢货，张冠李戴、瞎鸡儿搭配的本事真有两下子。
搭配乱套归乱套，这件胭脂红釉胆瓶可是个好东西。
胭脂红釉创烧于清康熙末年，雍正、乾隆、嘉庆、光绪等朝均有烧造，其中以雍正朝产量最大，质量最精。
它是种以微量金属作着色剂、在炉内经800度左右焙烧而成的低温红釉。由于这种红料是从呕洲转入，故被称为‘洋金红’或‘西洋红’。
这件胆瓶难得之处在于，它不是雍正年间烧造，却釉色均净，呈色完全不弱于雍正朝时期的娇嫩妍丽。
移开清代胭脂红釉胆瓶，能看见它身后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宋朝的画。
《竹涧鸳鸯图》，这是一幅正方形的画作，横纵皆为二十五公分，绢本设色，确切朝代是南宋。
图绘坡石之，上立三只鸳鸯，抬头仰望正自空中飞来的另一鸳鸯。坡石上翠竹劲挺，清溪急流。构图疏密有致，画面静中有动。
这幅画不是出自名家大师之手，艺术造诣也称不上震古烁今。
但陈宇喜欢它的与众不同。
它的山石用小斧劈，淡染轻勾，翠竹精勾细勒，笔力遒劲，色彩柔和自然。说起来，这没什么。
问题是，这种绘画风格，与当时已经形成习气的‘院画’风格大相径庭。
作者敢于挑战社会传统习气的勇气，是值得许多人学习的榜样。
正如树人先生说过的那句话一样。“从来如此，便对么？”
明代黄花梨圆角柜的一侧地面上，静静伫立着一尊天蓝釉柳叶瓶。
这是清康熙年间的瓷器，天蓝釉属于高温颜色釉，从天青釉演变而来，创烧于清康熙年间，色调似天空之蔚蓝色，故称‘天蓝釉’。
天蓝釉含钴量在百分之一以下，釉里的铜、铁、钛等金属元素对呈色均有影响。柳叶瓶是瓶的一种式样，器身细长，形似柳叶，又有‘美人肩’之称。
奇葩的是，这尊天蓝釉柳叶瓶，和柜子上摆放的胭脂红釉胆瓶价值相当。
不管从工艺水准、审美意趣还是流通价格来看，两尊瓷瓶都是对称的。
那么问题来了，为啥胭脂红釉胆瓶有资格摆放在黄花梨圆角柜上。
而这尊天蓝釉柳叶瓶就只能搁在地上？
如果不是卸岭派门主对蓝色有偏见的话，那就只能说明，全特么睁眼瞎。
叹息一声，摇了摇头，陈宇目光继续移动。
在不远处的博古架上，他看见了一尊鎏金双龙纹银冠。
银冠通体鎏金，正面铸出凸起的二龙对戏火焰珠图案，周边压印如意云纹带。冠面正中为火焰珠，两侧二龙盘座相对，翘尾昂首张口扬鬣，形态生动。
这是北宋时期，辽国的古玩。
真不知道北方古墓的随葬品，怎么跑到南方卸岭派的藏宝库里了。
冠面构图严谨、铸造精工，金质澄黄，是辽国难得的工艺品。应是地位很高的契丹贵族，在隆重祭礼场合上佩戴的仪冠，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当然，相比起它的艺术价值，用它来研究契丹文化的历史人文价值更高。
“嗯？”本来陈宇对金条金砖这种造型呆板的东西是不屑一顾的，但是他无意中，竟然在一箱子金条中，看见了一块与众不同的东西。
准确来说，这东西也是金条，但比常见的金条更长，上面还有字迹。
上书‘东二郎十分金’的铭文。
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城东二郎金铺打造的金条，十分的纯金。
在两宋时期，金银开始以‘铤’的形式出现。
这个比寻常金条更细更长的东西，就叫‘铤’。
和寻常金条不同，这玩意儿可存世太少了，是卸岭派的一群大老粗有眼不识泰山，把它跟寻常金条存在一起，险些走宝。
陈宇不嫌麻烦，把它从金条箱子中取了出来，进行单独摆放。
摆放金铤的过程中，陈宇经过墙边，瞥见了三件兵器形制的古物。
第一件是个大家伙，长达85公分的铜鎏金永乐金刚斧。
密宗中的金刚斧象征催灭烦恼的菩提心，为诸尊之持物或修法之道具。
金刚斧象征如来金刚的智慧大用，能破除愚痴妄想的内魔与外道诸魔障碍，寓有‘摧毁敌者’之意。
此斧头从摩羯口中伸出，斧头呈月牙造型，斧头上铸造有‘大明永乐年施’的字样，有藏、汉两种文字款识。
该斧材质精良，造型沉稳大气，纹饰精美，为难得一见的佛教法器。
佛教法器，被卸岭派当兵器了，这当然又是没文化闹的笑话。
如果对各类古玩进行分别摆放的话，这件金刚斧，无疑是该放在‘佛器’的序列，而非‘兵器’的阵容之内。
第二件，倒是实实在在的兵器。
这是一件戈矛合体，铜锈斑驳，但不减杀伐气。
戈上刻‘五年相邦吕不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