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焦顾很是为大叔鸣不平。
在他看来，就算只是为了争口气，也应该把这笔工资讨回来。
大叔却只是憨厚一笑。
“争什么气？
争那个气来有什么用？又不能吃，又不能喝。
我不用那个。”
话虽如此说，后来施焦顾却是从大叔儿子口中得知，为了这一个月的工资，大叔夜里偷偷哭了好几回。却又舍不得那来去的传送费。有再多的委屈，最终也只能自己生生咽下。晚上哭完，白天还是要继续去找新的工作。
而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一个个例或偶然。在无数贫民区的家庭中，随着越来越多的高级城市下定形象提升的决心，驱逐即失业还在不断的上演。
听过了太多的故事，施焦顾并没有变的麻木。越来越强烈的同情与愤怒，化作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着他要将调查进行到底。
如果说一开始接受这份工作，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钱。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采访后，施焦顾已经完全改变了对待这份工作的态度。他不再急于一定要在某个时间期限内完成此事，这份工作以不再是他赚取一次性快钱的好机会。
现在的他，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为所有在塑料屋里漂浮过的人生，争取更多本就该属于他们的利益。
要争取利益，就要去找拥有权力的人。
随着在贫民区的基础调查告一个段落，施焦顾的视线很快已经转移到了参与此事的各级管理者身上。他很清楚，要完成这样一次规模宏大的清理行动，其中涉及到的具体部门与人员将是一个无比庞大的数目。
这其中，不仅需要a级城市中所有涉及城市管理与运营的部门通力协作。卫所、土地、资源、规划，大到顶层设计制定路线的最高决策者，小到开着推土机铲平3d打印塑料屋的外包整理公司小司机。所有的这些人，在这件事情中，即是城市发展提升的推动者，同时也是撕碎成千上万贫民区家庭最后希望的帮凶。
当一件事情由所有人一起做出了决定，再由所有人一起开始执行，到最后追究责任时，似乎谁也不是真正的主犯。甚至会给人一种错觉，参与此事的所有人，谁都没有真正的犯错。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在按照规定，完成自己的工作而已。
就好像那个开着工程车，一铲推倒一座塑料屋的司机。他只是按照公司安排，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或许他也有拒绝的权利，但他背后也有一大家子人等着吃饭。今天他拒绝了推倒塑料屋，明天拿不到当月工资就被自动开除的人可能就是他。
同样的道理，基层的管理者们也不过是按照上级发下的指示按部就班的行动。他们中还有好多人正眼巴巴盼望着在当前岗位上干满五年，找机会给全家都换上a级身份证。
而对于那些制定决策的高级管理者来说，他们并不害怕有人就这件事对他们发起责难。他们甚至很愿意站出来接受媒体的采访。
往镜头前一站，他们就能大言不惭的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这座城市带来更好、更全面的提升与发展。如果再具体执行过程中有所不妥，先在这里给受到伤害的民众道歉。之后立刻开展相关的调查与补救。
更重要的是，在原本已经获得a级身份的城市居民眼中，清理城市脏乱污秽场所，驱逐没有相应身份等级之人，这本就是管理者们应该做的。或许手段不文明、甚至粗暴了一些，但几乎所有不了解全部真相的a级居民们，他们都是支持此项行动的。
这并不是他们没有人性与同情心。这些a级居民并不知道贫民区的人们为这座城市做过怎么样的贡献，也不知道对方其实在日常的城市运营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只知道，自己耗费了非常大的资源与能量才获得了这个a级身份，好不容易才成为了这座城市中的一员。
自己凭什么要与一群没有获得资格的人共享这座城市？还是以贫民区、塑料屋这种在城市身上留疤的污浊方式。
所以，管理者们之所以有恃无恐，是因为他们只需要向拥有本地身份的居民们负责。而在这件事情之上，本地居民们如果只能看到表面上的皮毛，又怎么会对他们提出质疑与反对？
在高层次的管理者眼中，这样的驱逐甚至是一次获取支持的大好机会。
最终调查的结果就是这样。
似乎谁都需要负责，又似乎谁都没有做错什么。
但施焦顾并不愿就此放手，他知道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规则使然。执行者看的见惨烈的现场，但他们没有反对与改变的能力。出。
所以，如果真的要控诉这场暴行，需要将所有参与者的行动全部一一展现。施焦顾知道这是一个怎样庞大的工程，但他依然希望可以凭借自己的一己之力，将此事涉及的一整套流程与全部参与者，尽数梳理呈现。
他希望在自己的报道中，只是叙述，没有刻意的指责。他希望读者在看到整件事情的全貌以后，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他相信，即便没有引导，最终的结果也不会让他失望。尽管看到了太多的苦涩，在这一点上，他始终还是对人性充满信心。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心。施焦顾更加希望那些有份参与到此次暴力驱逐事件的各级管理者们，他们可以看到这一整件事情的全貌。他们可以看到自己在这件事情中做的那一丁点点贡献，为他们人造成了怎么样惨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