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是普鲁士文化艺术大发展的时代，著名作家出了不少。谢绾饶有兴趣地追问老板他说的作家是谁。老板笑嘻嘻地说了一个名字，
“约翰·冯·歌德。”
“歌德”这个名字对谢绾来说，简直是如雷贯耳——他在德国念书时，先就要去歌德学院学习德语，这是一位在德国类似孔子在中国一样地位的文学家。他连忙向老板要了地址，赶去那家旅馆，看看时间，没准儿可以请歌德吃晚饭。
到了老板所说的旅馆，谢绾向这家店打听歌德。店主差人去请歌德先生。歌德此时已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不过这位伟大的文学家特别长寿，活了八十三岁，这几年正活蹦乱跳地在莱茵地区旅行。一听说有位中国人长相的商人求见，他立刻跑下楼，一眼就看见了大堂里的谢绾，几步走到谢绾面前，握住谢绾的手，笑容灿烂。
歌德这种热乎劲儿倒是谢绾没想到的，他反而有点受宠若惊。直到歌德跟他谈起很多中国典籍，他才弄明白。
原来从1813年10月始，歌德把兴趣集中到了遥远的中国。他先后在图书馆借阅了10多种有关中国的书籍。其中有中国游记和中国哲学方面的著作。他通过英法文译本读了一些中国小说和诗歌，如《好逑传》、《玉娇梨》、《花笺记》、《今古奇观》等。他—直想把《好逑传》，写成一大臣诗；读过《赵氏孤儿》之后，受到启发，他又计划写一部戏剧。通过接触中国的文学作品，歌德从中看到人类共同的东西。他在同助手爱克曼的谈话中阐述了他对中国的理解：“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样；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更合乎道德……”他从中国文学谈到德国文学与法国文学，进而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一全新概念。他说：“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使它早日来临。”
谢绾与歌德联系还不仅于此。歌德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为魏玛公国服务，而魏玛公国正位于图林根，距离谢绾起家的埃尔福特仅二十公里；歌德甚至还曾在埃尔福特受到过拿破仑接见，并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
说起以上种种，都让歌德觉得谢绾和他见面是上帝安排的。他更加热切地谈起自己的想法，包括他正在准备写“我的植物学研究的历史”，创办“谈自然科学，特别是形态学”杂志；以及他中年以来，作为魏玛公国枢密顾问最关心的政治与经济问题，还有他对普鲁士历史的追溯。他感慨道，历史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它所激起的热情。
谢绾被这个充满热情的老头儿给打动了，也跟他谈了自己知道的植物学知识，更多的是自己对德国社会、政治、经济的看法，以及自己正在进行的莱茵地区考察之旅和对煤、铁工业的构想。这些话题让歌德变得更加兴致勃勃，大声嚷嚷着让酒保上啤酒。
论及思想层面，歌德到这个年纪也开始从年轻时候的自由略微转向保守，与谢绾同样心路历程，很多看法都相似。这一点让谢绾也非常开心。他因为柏林朝廷中保王派与维新派的斗争被搞得心力交瘁，终于有一位可以不用过于避讳，又三观相似的人可以谈心了。
谈到投机处，歌德高兴地把魏玛大公国的卡尔·奥古斯特大公介绍给谢绾，并当即写了一封推荐信，建议谢绾在回图林根的时候，能够去拜访一下这位以开明著称的小国领袖。歌德作为卡尔·奥古斯特大公最为尊重的大臣，与大公的私交很好。谢绾在图林根时也早就听说了这位奥古斯特大公，同时，魏玛大公国也号称德意志精神的故乡、德意志文化的心脏，仰慕已久，只是自己地位低下不得门而入。得到推荐信十分开心，谢绾也把自己还未完成的“莱茵杂记”给歌德翻了一下。对地德嘱咐谢绾，将来如果能整理出版，一定送他一本，谢绾欣然应允。
一位老人和另一位心理上的老人在旅馆后面的酒吧里聊到很晚，还吃了很多威斯香肠，喝了很多啤酒，直到酩酊大醉才各自回旅馆房间。
第二天中午，谢绾又专门前往歌德所住旅馆，和歌德互相留了可供联系的地址之后道别。歌德准备北上杜伊斯堡，而谢绾继续南下前往科隆，波恩、科布伦茨。
在科隆、波恩的行程都是对工矿场的普通拜访，谢绾边走边记，顺便参观了科隆大教堂和贝多芬旧居，此时的贝多芬已移居维也纳，谢绾参观这两处人文景观，也不过是对原来时空的一点怀念罢了。除此之外，在科隆与波恩并无特别之处，但科布伦茨却值得一提。
几个月前下野的格奈森瑙，在下野之前担任的职务，是莱茵省驻军军长，军部正是设在科布伦茨。前首相施泰因男爵经常从邻近的拿骚来与格奈森瑙小聚。而拜伦给谢绾介绍的那个“莱茵河畔的‘华伦斯坦阵营’”，正是柏林宫廷给格奈森瑙在科布伦茨的社交圈起的名字。
行进在科布伦茨街头，谢绾越发能够理解格奈森瑙迫不及待要求国王解决君主立宪问题的原因。虽然格奈森瑙已经离开这里到封地就任，但是其影响力还很巨大，或者说这个城市的现状，正是格奈森瑙影响力的源头。这里经常出现街头演讲，演讲者多数是些学者或者大学生，演讲时手舞足蹈，口沫四溅；而听众则是些穿着破破烂烂的市民，他们围住这些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