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逐渐扩散到了莱茵联邦国内。莱茵的工商贵族和大资本家们对指控谢绾并不感兴趣，但小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却非常热情，尤其是年轻大学生们，街头也出现了抨击谢绾的小型集会和标语。
司法大臣萨维尼一脸难色的把一堆标语和宣传单放在谢绾面前，这只是最近两天警察部门的缴获。谢绾黑着脸看着上面写的内容，真是句句诛心。
“犹太人的帮凶，日耳曼人的敌人，这就是我们的执政！”
“当我们的朝廷在帮英国人办事的时候，我们不能沉默！”
“民族！自由！统一！”
“德意志是德意志人的德意志，外国暴君滚出去！”
……
谢绾越看越心烦，一扬手把这些东西从桌上推到地上。萨维尼赶忙把东西捡起来抱着，准备拿出去。谢绾叫住他，
“司法大臣阁下，您准备怎么处理这样的事件？”
萨维尼愣了一下，手里依然抱着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嘴里说，
“我的意思还是禁止集会、缉拿首恶、监管报纸。”
谢绾听他这套路轻车熟路，估计在普鲁士没少干，只好苦笑着点点头。这种事一定得先把嚣张气焰压下去，以免造成民众的误读。
但也不能这么被动的使用暴力，否则那些被抓的煽动者很容易站上道德高点，这也是后患无穷。谢绾思来想去，把文教大臣弗里德里希·洪堡以及文艺俱乐部的几位领袖，歌德、雪莱夫人、舒伯特等请了过来。
会议上诸人虽然都很支持谢绾，但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洪堡、歌德、舒伯特是德意志人，也是早前维新派的骨干，他们虽然不是极端的民族分子，却也认为民族主义有益于德意志统一，所以还不能从维新派的标签中去除；而雪莱夫人本身也是外国人，确实也没有立场指责德意志人的行为。
看着他们关切但又束手无策的样子，谢绾沉默良久。然后他缓缓地说，
“我要走第三条道路，请诸位帮我打一场舆论战。”
在场的人凝神等着谢绾继续往下说。
谢绾一边构思一边说，
“维新派信奉自由主义，追求民族统一，这本不是坏事，但民族统一并非排外。过去这种理念是为了反对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帝国因为统治其他民族而反对日耳曼人统一，但现在奥地利帝国已经分裂，德意志联邦已经是日耳曼人为基础的国家。维新派不能再以此为借口反对外国人和其他民族，这并非只是对他人的不公平，也是对德意志经济和市场的再一次破坏。”
洪堡点点头。作为一位周游世界的地理学家，他在维新派中是少有的世界主义者，也是这个时代中，意识形态最接近谢绾的政客。
谢绾此时能想到的，是用爱国主义取代民族主义，既能够利用民族主义中的积极部分，又防止导致内乱的部分。他顿了一下，接着说，
“彼此分别心是国家间竞争的源动力，压制了民族排外，也不能完全压制日耳曼人作为一个独立集体的认同感和荣誉感。我认为应该用‘统一、正义、自由’取代过去的‘统一、民族、自由’……”
前者是现代德国的国家格言。说到这里，谢绾突然一个激灵，拿起纸笔，写下一首德语“诗”，诗名叫“deuthndueberalles”——“德意志高于一切”。
这当然是他剽窃现代德国国歌的歌词。这原本是自由主义诗人奥古斯特·冯·法勒斯雷本教授于1841年8月26日所著。但前两段仍然有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所以现代德国只选用了第三段，谢绾也从善如流的只写了第三段。
这是一首足以承载爱国情怀，又杜绝了民族主义的诗。写完之后，谢绾唱了一遍，舒伯特马上反应了过来，
“《皇帝四重奏》？”
“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曲调由弗朗茨·约瑟夫·海顿在1797年创作，最初是奥地利国歌《帝王颂》，歌词是诗人豪什卡所作《上帝保佑弗兰茨皇帝》中的一段。
海顿在英国期间听到英国国歌《上帝佑我女王》之后，被激起了创作一首国歌来表达他爱国情怀的热情。1796年奥地利、法国爆发战争后，他创作了这首四部曲，因此也被称为《皇帝四重奏》。1809年，海顿临终前，正值拿破仑的法军围攻维也纳，炮声不断的日子里，弥留之际的海顿常常满怀深情地曲，以期从中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可见他对这首国歌的挚爱，也足见这首曲子所承载的爱国情怀也是不会因为奥地利帝国的老朽而被磨灭的。
谢绾点点头，对洪堡、歌德、舒伯特说，
“这是我为莱茵联邦所做的国歌，也希望他能成为整个德意志联邦的国歌。日耳曼人热爱这个国家，但在这块土地上，凡是奉‘统一、正义、自由’之名的人，都应该是德意志人。请三位帮助我，在报纸上宣传这首诗，在公共场合大量演奏、合唱这首曲子，一定要让它成为德意志联邦的国歌。”德意志人还是热爱音乐的民族，谢绾希望在司法大臣萨维尼的那套传统强硬的做法之外，这种别出新裁的舆论战，能够起到奇效。
送走洪堡等几位之后，谢绾疲倦的瘫倒在座位上。此时他才有心思去琢磨，这件事到底是谁鼓动的？
他首先想到的便是路德维希。不过路德维希不可能如此了解他与英国人的沟通细节，这里肯定还有内鬼。来回推敲半晌，他突然想到一个人。
此人不仅全程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