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再有的一种情况就是，这些土匪强盗皆是小股成群的活动，行踪不定，居无定所，始终处于流窜的状态之中的，而无法将之包围，对其进行彻底的围剿。
这土匪强盗赖以生存之道就是以小搏大的，让你这铺天盖地的网在撒开了之后，却总是会找不准着力点，拿他滑不溜丢的小身板是没什么办法的。
因而，不论是从道义的高度上讲，还是从现实的社会意义上说，这样的江湖势力组织是不会有着好的外部生存空间的，那处处面临着被限制和打击的情况下，它又怎么可能会发展壮大呢？
若是有这样明目张胆的挑战社会的群体，那它就不是纯粹的江湖势力组织了，而是实际意义上的“贼寇”了。
到那时，遭到官府的大力剿杀就是他们唯一的归宿了。
在这样的分析背景下，雍铭定义百年前试图对雍氏一族实施攻击的势力，绝对是临时拼凑起来的一帮人。
但是，他们不一定就是一帮乌合之众。
雍铭在知道百年前，自己的家族曾面临过生死危机的事情后，就从来没有从心中对这帮意图对雍氏一族不利的人有过丝毫的轻视。
这帮人说不定在江湖的各个领域方面，就是个中的高手。
比如，他们当中有的就擅长伪装易容，以潜入对方的地盘实施破坏和侦查；而有的就擅长应付和破坏，于建筑中安装的各种机关装置；那有的则是擅长刺杀近战等等不一而足的。
反正，他们应该是有着各司其职的分工，且是能互相配合，弥补各自不足的。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能将这些人聚集到一起，为其所用呢？
他又有着怎样的本事，会让这些人甘愿受其驱使呢？
不过，最令雍铭所挂怀的情况是，这个人究竟是怎么知道只有雍氏的族长才会知道的秘密呢？
一定要注意，这里提到的知道大宋仁宗皇帝留下了一笔皇室宝藏，这个秘密的就仅仅是雍氏的族长，而没有说起雍氏族长的另一个身份，即“雍王卫”的主使。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仔细想一想，你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雍王卫”虽是守护这个秘密的力量，但不代表“雍王卫”的人就会知道这个秘密。
而这里所说的“雍王卫”的人，是有明确指向的。
虽然，雍铭知道只有在三枚“王牌”都放入到那个神秘装置中的时候，才会知晓那处存放着大宋皇室宝藏之地的具体位置。
但做为“雍王卫”中掌握另外两枚“王牌”的，被仁宗皇帝分别赐姓为“王”和“卫”的副使，却是不知道自己手中的“王牌”还会有着这样的一个作用。
他们二人只知自己所掌握的皇帝亲赐的“王牌”，代表着皇家的至高权威。
对内，在主使的许可之下，可以凭借“王牌”调动“雍王卫”的属官士卒。
对外，在执行任务时，朝中百官无论品阶高低，见到“王牌”都是要下跪拜迎，听令听宣的。
所以，关于皇室宝藏的事情，除仁宗皇帝和具体经办此事的亲信之人外，就只有“雍王卫”的主使，自己的皇子雍昕知晓了。
根据仁宗皇帝的专命，在其后就是雍昕的长子长孙嫡系一脉的后人知晓此事了。
而仁宗皇帝之所以将包含着皇室宝藏秘密的“王牌”一分为三，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确保这处存放皇室宝藏之地的安全。
这样，即使是当时最有权力的势力，哪怕是在其后继位的大宋皇帝，也是不可能知晓“王牌”其内所藏的宝藏秘密的。
因为，在仁宗皇帝设立“雍王卫”之初，就向皇室成员和文武百官明确了“雍王卫”的职责和权利。
“雍王卫”主使及副使，各卫部属官职衔，按照“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原则，皆实行世袭制。
除“雍王卫”的主使有权调动“雍王卫”的属官和士卒外，即便是面对皇帝的圣旨，若无“雍王卫”主使之令，亦可不奉旨行事。
这样的规定，就是为了确保在无“雍王卫”主使的决定和命令下，有居心叵测之人会将“雍王卫”的主副使三人齐聚一块儿，从而一举控制“雍王卫”的核心，进而控制整个“雍王卫”。
若“雍王卫”的控制权失落于旁人，则身为“雍王卫”主使的雍昕势必性命难保。
倘若，“王牌”中所藏的秘密被夺取了“雍王卫”控制权的势力知悉，则大宋必将会陷入一场事关王权之位的争夺，整个国家的未来前途实是堪忧的。
所以，即便是知道自己的决定会遭到群臣的反对，仁宗皇帝还是要以坚决的态度来推行和实施这样的规定。
只有颁行如此决绝的规定，才能彻底杜绝在大宋王朝中出现有因忌惮和艳羡“雍王卫”所拥有的权力和实力，而想要据其为己有的念头的人。
此项明文规定一出，正如仁宗皇帝所预料的，结果就是举朝哗然。
不知真相的文武大臣们，以本朝自开国以来，从未有一支皇室禁卫武装能有这么大的权力，此举必将动摇朝纲国本为由，纷纷上书奏请仁宗皇帝将赋予“雍王卫”主使如此之高的权限即刻收回。
然满朝文武大臣当中，只有濮王赵允让是明确表态，力主支持仁宗皇帝此项决定的人。
在濮王赵允让做出这样的表态之后，大臣们对此项决定所持的意见，就戏剧性的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变化。
最终，以濮王赵允让为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