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此物乃计时所用，王总督将其命名为‘表’。”卡米洛解释说。
朱厚照拿着那只大怀表，迷糊道：“如何计时？”
卡米洛指着表盘符号说：“这些是拉丁数字，现在指向十一，没有达到十二，换算成大明时辰就是午初。”
从北宋开始，中国便有十二时辰、二十四小时之分。
比如午时，即上午11点到下午1点，算作一个时辰（也称大时）。上午11点叫午初，到12点算一个小时。12点叫午正（也称正午、中午），到下午1点又算一个小时。
二十四小时计法，跟后世一模一样。
朱厚照仔细观察刻度，思索道：“怎为六十刻？”
王渊笑道：“此物若在大明使用，要么改表盘刻度，要么改大明大明漏刻。臣建议，修改大明漏刻，沿用这泰西刻度。”
“为何不是改泰西刻度？”朱厚照有些不高兴。
王渊解释道：“因为大明漏刻，跟十二时辰、二十四小时本身就不兼容。大明之漏刻，一天为一百刻，无法整除十二时辰，也无法整除二十四小时。若是修改，可改为九十六刻，正好将一个小时四等分。”
朱厚照是个聪明人，瞬间领会修改漏刻的方便之处，同时也不被陈旧观念所束缚。他笑着说：“那就改为九十六刻！”
历史上，中国漏刻改制，开始于明末时期。
也是因为西方钟表传入，大明发现自己的刻度不好用，于是便进行兼容性修改。
所以说中国信奉实用主义呢，从西周就开始使用的百刻制，沿袭两千年的传统计时法，遇到问题说改便改了——只要不触及集体利益，管它什么见鬼的祖制！
不过由于中国太大，明末朝廷又行政效率低下，漏刻改制很难进行全国性推广。而且天文官意见没统一，中途变来变去，前后改过96刻、108刻和120刻三种制式。直至清朝初年，才正式确定为96刻，一刻为15分钟，这是最方便的计法。
朱厚照把玩着怀表，问道：“若计时误差，如何调整？”
卡米洛说：“请陛下打开表盘。”
这只怀表非常原始，发条旋钮在背面，且只能上条而无法调整时针。需要打开水晶表盘，用手指去拨弄时针，如此方能修改计时错误。
朱厚照研究一阵，摇头说：“太粗糙了，不如漏刻计时精细。”
王渊笑道：“陛下，何不命人改进，再加一根或两根指针。如此，不但能计时，还能记刻，甚至更加详细！”
“此言有理，”朱厚照说道，“若能改进此物，便不用守着圭表，也不用守着漏壶，随时随地都能计时看点。”
“点”也是中国古代计时单位，一“点”为24分钟，专用于夜间计时。比如“三更两点”，便是晚上11点48分，容易让现代人摸不着头脑。
如此复杂的原因，是因为日晷只能计算白天，到了晚上就得换漏壶计时。两套计时制度，加上十二时辰就是三套，互不兼容能把穿越者搞得心态炸裂。
而一个小小的钟表，就能统一这三套计时方法！
除了极为个别的卫道士，朝中文武百官都不会反对改革。反正又不触及他们的利益，皇帝硬要修改计时系统，脑子抽了才会横加阻拦——嗯，礼部应该会跳出来，但王渊可是礼部左侍郎。
王渊建议道：“陛下，此物应立刻送到京城，着令钦天监和工部一起改进。时针之下，可设分针，再设秒针。一天依旧是12时辰、24小时，1小时为60分，一分为60秒。一天改为96刻，一刻为15分钟。”
朱厚照问道：“‘分’好理解，计算银子亦是用‘分’，十分为一钱。但这‘秒’怎么来的？”
王渊回答说：“秒，禾芒也。春分而禾生，夏至晷景可度。禾有秒，秋分而秒定。禾之秒，本来就有细微之意，又与四季时间有关，自然可以拿来计时。陛下可知，秒本就用于计量，把一寸分为一万份，每一份就是一秒。计算粮食，十撮也也为一秒。”
“这些说法，朕还真没听过，”朱厚照笑道，“就依二郎所言，立即让钦天监和工部改进此物。”
工部能不能成功改进钟表，王渊心里实在没底儿。不过王渊有个学生，现在是工部主事，可以让他来负责这个任务。
朱厚照又对卡米洛说：“你既是佛郎机人，那今后便随侍御驾，教朕学说那佛郎机话。”
“遵旨！”卡米洛大喜。
卡米洛不求什么荣华富贵，只求把中国皇帝变成天主教徒。一旦皇帝皈依，说不定天主教将变成大明国教，让东方亿万子民都沐浴在神的荣光之下。
想得倒是挺美，他若真那样干，王渊第一个将其砍死。
朱厚照为了做正德大帝，迫切想要了解西方世界，当场便跟卡米洛学习起来。
卡米洛还算比较地道，没有用葡萄牙语糊弄，而是直接教授皇帝学习拉丁语。这玩意儿才是欧洲通用的，属于“高字，至于英语现在还属于蛮夷语言。
皇帝学外语之时，张永悄悄找到王渊：“王侍郎，我这里有几十份奏章。”
“什么奏章有几十份？”王渊问道。
张永低声说：“皆与令师阳明公有关。”
由于皇帝不在京城，又让许泰清查宁王余党，宁王谋反案现在都还没了结。甚至宁王本人，都被关押在南京大牢，中央三法司还苦等着审案呢。
各路平乱功臣，也早已发出请功文书，但因为没有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