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的初期，丁文江并未参与。此时，他刚从美国、苏联考察回国。考察中，举目所见尽是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的辉煌业绩和罗斯福新政的勃勃生机。个人权威产生的统一和高效，对丁文江产生了很大的触动，这使得他的政治思想来了个“与时俱进”。
1934年12月，胡适再次发文《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以批评钱端升、吴景超等人鼓吹独裁政治的观点，从而触动了丁文江。丁文江撰写了《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发表在《大公报》上。并在当月14日致胡适的信中说明这篇文章正是对胡适上文观点的“针锋相对之作”。事实确实如此，胡适认为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决定独裁绝无可能。丁文江则相信“在今日的中国，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独裁政治更大”。丁为此提出“新式独裁”作为现实政治的改进方向，所谓“新式”是指：独裁的首领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尤其是能够利用目前的国难问题，“调动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
“新式独裁”论点一出，迅即引发新一轮论战热潮。这其中作出最激烈反应的是胡适。看到丁的文章，胡适感觉极度惊讶和失望，想要狠狠批驳丁文江的观点，即刻写出《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一文，和丁文江的文章同时刊登在《独立评论》第133号上，显然有挞伐异端以正视听的用意。胡适认为丁文江对民主政治并不了解。他指出观点的分歧倒在其次，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关重要。他阐明实行独裁政治的危害性，并警告丁文江不可助纣为虐。
他说：“今日提倡独裁的危险，岂但是‘教猱升木’而已，简直是教三岁孩子放火。……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
对丁文江的激烈情绪也反映在胡适日记里。1935年初，胡适在日记里录有对前一年的简短总结，主题即为此次论战，文中提及的唯一他人就是“丁文江先生”，这一称呼在胡适日记里仅此一次，一般都称“在君”“文江”或“丁在君”“丁文江”，隐含对丁氏立场的极度不满。胡适在日记中还写道，他看了丁文后颇感失望，即作长信（即《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答他，又附一短信说：“你们这班教猱升木的学者们，将来总有一天要会想我的话。那时我也许早已被‘少壮干部’干掉了，可是国家必定也已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时你们要忏悔自己误国之罪，也来不及了。”
对胡适的反驳，丁文江很不服气，撰写了《再论民主与独裁》，指出“我们饱尝专制的痛苦，而不能得到独裁的利益。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我们还可以保持我们的独立。要不然只有自杀或做日本帝国的顺民了”。他反诘说：“胡适之先生忘记今日中国的实际了。‘猱’也罢，‘三岁小孩’也罢，木已经升了，火已经放了，我们教不教是毫无关系的。我们的责任是使这种火少烧几间有用的建筑，多烧几间腐朽的庙堂。”
但是，那时对丁论极为不满的胡适，20多年后再次通读丁文江的文章，豁然体悟到了“他的爱国苦心、他的科学态度、他的细密思考”，尽管仍然不同意他的看法。
不同观点的争论，如果说对对立的双方的私人感情没有丝毫影响，肯定是不客观的。但事实证明，这样的对立，并没有对他们的关系造成大的伤害。或许，这便是诤友。
除了相互欣赏之外，朋友之间，还有很重要一点是相互理解，所谓理解万岁。
1926年蒲月五日，上海总商会热闹不凡，全市士绅商贾、文武官员、贵妇士女云集。时任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公布一个重大新闻：委任丁文江博士为淞沪督署总办，即大上海的“市长”。接着孙传芳揭橥了一篇扶植大上海的宏伟规划。
在这篇演说里，他总结了曩昔有名实业家张謇和孙宝琦对上海的斥地扶植规划为什么不克成功，而此次实行将上海南市、闸北、沪西、浦东、吴淞一切划入淞沪(“大上海”)局限内。孙传芳本身兼任督办，丁文江则全权代表他做督办公署的总办。
丁文江这个大上海“市长”，新官上任还真的烧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就是规划大上海，组建班子。他将全市划为24部门为商埠区域，所有区内市政、财务、警察、扶植、教育各项，概由督署统一打点。其时的督署设在龙华旧护军使的原址，下设总务、财务、工务三处及秘书室，人员精壮，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督署各主管官员大多是丁文江亲自物色的，但人事公开，不任人唯亲，按期举办测验，量才录用。入署人员有较高文化水平宁实际工作能力，使得市府机构能运转自如。
第二件大事则是廉政利民，多做实事。在市政工作中，他特别注重道路卫生和重大民生，如为市民打针霍乱、伤寒流行症的疫苗。
他的第三把“火”烧得更旺、更出奇，那就是竟然将上国外国租界内的司法权收回。这本是受制于一些不平等合同束缚，无人敢碰。其实也不是他份内的事，出于爱国心切，他依靠司法和说理斗争，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