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八日，辫子军奉张勋的命令，全部退入北京内城，集中于天坛、紫禁城和南河沿张宅三个地区。
原驻北京城外的第一师第一旅张锡元部，乘势攻进了朝阳门。
张锡元（1870－1941），字嘏民，直隶大兴（今属北京市）人。
毕业于保定军官学堂，后任定武新建军教习。宣统三年（1911年），任河南新军第二十九混成协第五十八标标统。同年十月，参与镇圧武昌起义，因功升第二十九混成协协统。
民国元年（1912年），混成协改组为混成旅，张锡元仍任二十九旅旅长。同年十二月，升任河南陆军第一师师长。民国三年（1914年），参与镇压白朗起义。同年九月，改任第九师师长。民国五年（1916年），改任京畿歩兵第二旅旅长。
讨逆军没有积极进攻北京，是怕巷战让这座古城毁于炮火，段祺瑞打算通过外交使团斡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七月八日。段祺瑞派汪大燮、刘崇杰入城和各国公使接洽，请其转达张勋，提出了以下四项停战条件：
（一）取消帝制。
（二）解除辫子军武装。
（三）保全张勋生命。
（四）维持清室优待条件。同时派傅良佐、曲同丰入城办理遣散辫子军事宜。
各国公使推荷兰公使为代表，把讨逆军的条件转达给张勋的伪外交部，力劝张勋接受，并表示各国愿意承认张勋为国事犯而加以保护。
张勋虽眼见大势已去，但还幻想着全身而退。想通过外交关系，率领辫子军安全地退出北京，回到徐州老巢。他大概是想效法袁世凯，皇帝做不成转回头再做总统，张勋如今复辟不成，也想回徐州还去当大帅。
为此，张勋和雷震春、张镇芳联袂向溥仪提出辞呈，溥仪小傀儡皇帝当然批准。
同时发表伪谕，以徐世昌组阁，在徐世昌未到京以前，由王士珍代理。这当然也是张勋的主意，可以从张勋的通电中看出：
“复辟一举，声气相求，吾道不孤，凡我同胞各省多预共谋，东海（指徐世昌）、河间（指冯国璋）尤深赞许，信使往返，俱有可征。前者各省督军聚议徐州，复经写及，列诸计划之一。……本日请旨以徐太傅辅政，组织完全内阁，召集国会，议定宪法，以符实行立宪之旨。仔肩既卸，负责有人，当即面陈辞职。其在徐太傅未经莅京以前，所有一切阁务，统交王聘老（指王士珍）暂行接管。一俟诸事解决之后，即行率队回徐。”
据说此间还有戏剧性一幕：
张勋请辞时，提请清室给予黄金万两，以酬其劳。
宣统说：“黄金万两便是四十余万元，我即位不过七天，给你四十万岂不是花五万元一天买个皇帝做？”
张勋听后很不高兴，便说：“陛下自从辛亥退政后，六年以来，老臣先后报效不下五十万元，我今天来要黄金万两，这也不算过分吧？”
瑾太妃说：“如今复辟势将消灭，民国每年优待的四百万岁费，都要断送于你之手，我们又向谁去讨呢？”
张勋听后，默然而退。
从外交团处接到段祺瑞解决时局的四项办法后，张勋用四句歌谣来作答复：
“我不离兵，兵不离械，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
有人问他怎样对清室作一个交待，他大声地说：“我太傻了，人人都很聪明，复辟不是我一个人的主张，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愿望，复辟成功大家享福，如今干垮了拿我一个人受罪。这件事本来和清室不相干，干成了，小皇帝安坐龙廷，失败了，我一个人受罪。”
张勋想把北京的事完全推给徐世昌和王士珍。他认为这两个人，一是北洋派的元老，一是北洋派的重臣，有他们出来负责，北洋派的人心里会舒服些。同时，他直觉地认为北洋派并不反对复辟，而是反对他一个人包办。如今他把北京的善后交给徐和王，北洋派的人自不会赶尽杀绝，当然会放他一条生路，让他回徐州。
他确很痛心和后悔，感到自己是被一些军阀们出卖。他的打算是不论维持“大清帝国”，还是恢复中华民国，都让徐世昌他们去搞，自己越早脱离北京这个是非窝为佳。
张勋一再打电报，一再派人到天津来迎接徐“相国”到北京来辅政。但是，徐在这个时候怎还会跳火坑呢！
不过他却有信给清室的“内务府大臣”世续，表示他对清室的关心，信上说：“复辟一举，张绍轩以卤莽灭裂行之。方事之殷，早知元济。现在外兵四逼，张军已不能支。目前第一要义，则为保卫圣躬，切不可再见外臣致生意外。……优待一事，自必继续有效。昌在外已屡设法转商前途（注：此处指讨逆军），仍当竭力维持，以尽数年之心志。俟京中略为安宁，昌即来京，共图维系。”
张勋复辟失败，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称之为倒行逆施，唯独一位复辟热衷者站出来为张勋说公道话。此人是谁呢？原来是洪宪帝制的拥趸阮忠枢，这位袁世凯曾经的手下红人却力排众议，称张勋此番举动，虽然近于粗率，却不失为烈烈轰轰之好汉。
七月八日阮忠枢还有函给徐世昌，请其尽力设法保全张勋的生命财产。
阮忠枢的信上说：“绍轩质直忠勇，饶有血性，惟脑筋太简单，思想太旧。……今铸此大错，其心可佩，其愚可悯。……枢为大局计，为私交计，不得不痛哭乞援于钧座之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