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十点左右,薛研悄悄的起了床,听到姥姥和姥爷都均匀的打起了鼾声,于是,打开房门,蹑手蹑脚的走了出来。

到了街上,薛研打了一声口哨,一个年龄相仿的小伙伴,从另一条巷子口走了过来。

“嗨,我给你带了一包烟。今天晚上的录像,你要请客!”

薛研说:

“你从哪里弄的烟?”

“还不是偷我老爸的。”

“对了,薛研。今天我在学校遇上了体育老师。还记得我们在录像厅见到过他吗?”

“当然记得。咱俩还小声说,将为他和我们就是同道中人了!”

“哼,今天,他说我的一次跳高弃权了,要重考。还被他叫了去!我正想和他打哈哈,

他却说:上次你偷着去看录像被我发现,我都没批评你,但你又犯错误,我不能再饶你了。”

“他真不讲究!对了,今天晚上能不能有贾樟柯的恐怖片?我记得第一部恐怖片就是在录像厅里和你看的,印象深刻。那应该是《活跳尸》,说的是一个医学教授发明了能让死人活的药剂,于是满屏幕的群尸乱舞……当时录像厅里充满惊声尖叫,我躲在角落里吓的发抖......”

这一切,都被披衣起床的候斌看的及听的,都是真真切切。

候斌跟在薛研的后面走了一段路了。

薛研和这个小伙伴拐进了一间录像厅,正好门口没有人,候斌也从后面跟了进去。

这是一间二十多平米昏黑的小屋,弥漫着烟气,有种说不出来的味道。

候斌这几天发现薛研开始去录像厅了,于是,就在最近下棋的时候,留意的问了许多人关于录像厅的事情,包括看到纪良,也问了他这方面的见解。

从去年开始,一些新东西不断涌入,比如说外国影片、各地的录像厅、舞厅,尤其是电视机的逐渐普及,电视台节目的大量播出,开始进入一个新的传播时代——电视时代。

当电视机的普及和看电视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当这种新媒体成为娱乐和资讯的主要来源时,它所引起的社会变化和人们心理的变化,不论是外国还是在中国,都堪称是一场媒体革命。

冲击比较大的就是电影业和一些演出团体,

比如说当地的吉剧团、评剧团、京剧团等等,都受到非常大冲击。

一段时期以来,面对剧场“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局面,人们感叹“戏剧危机”。

纪良都说:

我们学习的专业,前几年还非常红火,刚刚几年,却出现了危机,有点生不逢时的感觉。

纪良还说自己要从事电影了,不再搞话剧。

因为他意识到这种局面没有改变,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严重,甚至有些院团还可能被解散了,比如省京剧团、市京剧团,还有一些其他演出团体,有的虽然没有解散,但是也是勉强维持。

当然,剧团在农村还有一定市场。

电视机的普及率没有市区高,另外这些院团过去也很少与农村观众见面。

但是文化产业也好、文化单位管理体制改革也好,在根本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由此想到我们上个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京剧舞台,应该说是大放异彩的年代。

群星璀璨,大师辈出,流派众多,各有特色。

这些剧团都是自己的买卖,都是自负盈亏的文化产业实体,都处在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里面,是从观众讨饭吃,你没有真本事,没有名气,没有人格魅力是混不下的

还有评剧和杂技都是票房锐减,不景气。

录像厅在这个节骨眼,走入了薛研的视野。

记得刚来时,他害怕,因为经常有人在这里打架,而老板会轻描淡写的喊:

出去打,出去打!

遇到娱乐性不强的影片,换片的声音会此起彼伏,连着换三四个片子是常事,最后一个保准是最不好看的,但老板赌气不换了。

薛研明白,来到录像厅里看录像,包括晚上瞒着家里跑出来,在妈妈和姥姥他们眼中,都是“坏孩子”才做的事。

喜欢电影,不爱读书的,哪个在老师眼里会是好孩子呢?

也许纪良叔叔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更有乐趣的,让薛研为之迷恋的,就是在这些录像厅里,薛研认识了谢贤,还有媳妇狄波拉——狄波拉真是哪都特漂亮啊。

还认识了李小龙、姜大卫,认识了黄日华、翁美玲,认识了迈克尔格拉斯,认识了保罗纽曼。

当然,不可避免地,还认识了曹查理和徐锦江。

街角文化馆的录像厅能容纳200余人,门票只要两毛钱,但是,200个人跟着郑少秋扮演的楚留香一起欢笑,200个人看着成龙上蹿下跳,200个人盯着郑佩佩的金燕子垂涎欲滴。

薛研的小们伙跟他说:

首都就是大不一样,连录像厅都是大屏幕的!

令薛研印象最深的是:《生逢7月4日》、《为戴茜小姐开车》,

而《野战排》和《雨人》让他们这些小孩子似乎“升华”了,不再盯着录像厅小黑板上是不是有《金瓶梅》,不在乎今天是否有狄波拉出镜,而是开始看奥斯卡了。

成长也许道路还真不一样,有些时候,就是不一样。

薛研有个伙伴,他的父母都是长影的,他最近给薛研讲了许多关于长影的事情。

长影最近也面临挑战,所以父母每天听这方面的新闻。

电视里的新闻曾说:

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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