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柏讲到这里,终于讲不下去了。

“杨松,我们是看着姑姑一家从非常想做生意,到了现在处处靠我们来接济。想想,他们活的有多难受啊。”

杨柏还以为杨松听了,一定会感慨万千的,没想到杨松听后还乐了:

“杨柏,我终于明白,你讲这些姑家故事的目的,原来在这里等我呢,那你就多余了。我想做生意这件事情的想法,还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于是,杨松便讲起了在二叔家学做生意的那些年的经历。

杨柏说:

“现在二叔和二婶都不在了,你就是做生意,在那边也没个亲人呐!”

杨松点了点头:

“你说的没错,我不再回二叔家了。我要去深圳!”

“深圳?那个叫什么特区的?”

杨柏一边用手挠着头皮,一边想着说。

“对,就是1978年,被定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的,就是深圳!”

杨柏一时没了主张,想了想,问道:

“你去过?”

杨松点了点头。

“那地方大吗?是个什么样?”

杨松笑了,摇了摇头说:

“不大。刚到深圳火车站,给我的印象,还有些简陋。只有一个很小的售票口,广播员用一个小喇叭通知乘客上车。还有后来去了深圳的罗湖汽车车站,路面还是土地,环境更简陋,跟咱这里差不少呢。”

“那里不是守着香港,汽车多?还是楼房多?”

杨柏仍是穷追不舍。

杨松望向窗外,说:

“我去了深圳最繁华的地方,比如人民路与解放路的十字街口,主要的出行工具也是骑自行车。远一点的地方,荒山野地,一穷二白!”

“那你是图的什么?去那里干嘛......”

杨柏终于忍不住,大声喊了起来,但很快又收住了自己的冲动,问:

“外国人多是不是?你是不是想做外国人的生意?”

杨松还是摇了摇头:

“是有很多外国人也来到深圳旅游,或者是发展。但我目前的英文水平,还做不了外国人的生意。”

杨柏两手一摊,站了起来,背对着杨松开始点烟,很明显,他生气了:

“明白了,深圳哪都不好。但你就是想去,离我们越远就是越好呗!”

杨松笑了,也站起身来,拍了拍杨柏的肩膀,说:

“别那么独!给我一根烟,坐下来,听我跟你详细的说。”

杨松开始讲在二叔家时,就常见村子里的人,总是在江中练习游泳技能,很好奇。

后来,他明白了,听说珠江作为泳场的盛况:

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心照不宣:

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行——偷渡边防线,逃亡到香港。

有的农民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便偷渡到香港去了。

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似乎更心疼偷渡客划走的那条小船。

因为许多村民挨了饿,但看见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

这种刺激,让很多人见了充满憧憬,不顾一切冒险前行。

“听说香港有个叫罗芳村的吗?”

见杨松如此问,杨柏摇了摇头:

“没听过。”

杨松闷声闷气的说:

“没有就对了。那是深圳的罗芳村人给建的。”

原来,宝安那个地方,曾有一度,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七角到一元二角左右。

而听说,香港的农民劳动一天,就能收入六十到八十港币。

大家感觉这两者差距悬殊近百倍,实在刺激太大。

甚至有人传出了这样的话:

普遍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

当然这八分钱是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所用的邮资。

还有这样的说法:

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

这些都诱使许多人“前赴后继”般逃亡香港。

有时候,一年时间,便发生“逃港”事件9.7万多人次,逃出1.8万多人。

耐人寻味的是,香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过去的。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与祖国大陆的脐带完全斩断,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

但以偷渡为主的民间形式却始终活跃着。

最终汇聚为一股股逃亡香港的奔涌潮流。

以深圳为例,在不少文件里记录,“深圳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

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

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数字:

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

1980年的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第四十一号文件。

明确指出要积极稳妥搞好特区建设,并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

从此,深圳正式定为“经济特区”

而这深圳特区的诞生,使广大民众看到了希望,也使“逃港风”骤然停止。

当年曾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广东原省高官吴南生后来回忆说:

“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

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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