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芸已经打定主意，要把自己的过去打包，封存起来。
从离开海城的那一天起，刘芸就和过去一刀两断，这么多年，她除了和自己的父母，还保持着基本的联系之外，就和自己的过去，彻底中断了联系。
哪怕是和父母，刘芸和他们通电话的时候，也不会说太多，只是告诉他们还好，告诉他们自己工作很忙，连很好也不敢说，她妈妈那个退休的初中语文老师，咬文嚼字，有自己的一套。
开始的时候，她每个月会给家里寄五百块钱，后来到了一千，现在是每个月两千，绝对不敢寄太多，也不敢寄太少，寄太少，她妈妈马上警觉，对一个北大的毕业生来说，这就不是还好了，寄太多也一样，那就不止于还好。
刘芸盘算了之后，从五百到两千，都是很合适的数字，也表明随着全社会物质文化的发展，自己的收入，也在年年增加，你们不用担心。
刘芸知道，自己贴补的这点家用，加上他们自己的退休工资，可以让自己的父母，在重庆过得很好，这就够了。
她不敢把自己真实的情况，告诉自己的父母，要是他们知道，不管她同意不同意，她妈妈肯定会自作主张就到上海，住到了她的家里，主宰一切，对刘芸来说，那就是噩梦的开始。
刘芸保持着两年回家过年一次的频率，理由还是自己的工作很忙，但其实，每年刘芸从十二月下旬开始，直到中国农历春节正月十五之后的这一两个月的时间，要是不去纽约的话，刘芸待在上海，基本就没有什么事。
十二月下旬开始，美国人要过年了，母公司那里的人，还有她的那些投资方，一个个都走光了，而老外休假的时候，那是属于私人的时间，连电话也找他们不到。
等到他们开始一个个恢复联系，国内这里，差不多要开始春节假期了，国内的单位，已经没有几个人还会正正经经做事，都在等着放假，刘芸有时会趁着国内的这个空窗期，去一趟美国，拜访那些投资方，和他们沟通来年重要的投资案。
刘芸每次打电话回家，和她妈妈说今年春节不回家的时候，她妈妈都会暴跳如雷，对着话筒就破口大骂，在电话里要死要活的，刘芸会把电话放在一边，去干自己的事，过二十分钟再拿起电话，她妈妈的声音都已经嘶哑了。
刘芸说，好了，我也没有办法，我要想不被开除，就必须在单位值班。
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
刘芸知道，她妈妈放下电话，还气咻咻的，但也绝对不会有放下她在重庆的舒适生活，去赶又挤又脏的春运火车，跑到上海来看看究竟怎么回事的念头。
但如果刘芸连续两次打这样的电话，就超出她妈妈的底限了，她的暴怒会延长，暴怒之中，她会一边摔打着东西，一边让她爸爸去火车站买火车票，哪怕黑市票。
她的暴怒，会一直延续到上了火车，连厕所也挤不过去上的时候，才会消失，她开始后悔了，会无休无止地咒骂刘芸，咒骂她的爸爸，冲他吼着，这么贵的火车票你也舍得买，不要过了？
买这么贵的火车票，去看那个没良心的，那还不如把钱丢到水里！
好在刘芸从来没有给过她这个机会，刘芸什么事情，都会掌握一个度，她不怕激怒她，但从来不会把她激怒到要跑到上海来兴师问罪。
也有几次，刘芸的爸爸，抠抠瑟瑟地和刘芸说，他们想到上海来看看她，刘芸马上警觉起来，她知道她妈妈一定就在电话旁，甚至这个电话，其实就是她妈妈叫她爸爸打的。
刘芸不能说不行，她要是说不行，她妈妈肯定就会亢奋起来，浮想联翩，脑海里出现的不是十万个为什么，而是十万个是什么，她非来不可。
刘芸轻描淡写地说，好啊，这么多年了，你们也是该到上海来看看，上海现在变化很大，对了，你们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来，我就是不在上海，出差了，你们也可以住在我宿舍里，我会和舍友说好的，她们会照顾你们。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她爸爸接着问：“你还住在宿舍啊？”
“对啊，一套房子，我们三个女孩子一人一间，这在上海，已经是很好的条件了，你们来了，可以住在我房间，我去和舍友睡。”刘芸说。
电话那边又沉默了，过了一会，她爸爸说，好吧，我和你妈妈在商量商量。
放下电话，刘芸差点就要笑出来，她知道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只要一想到来了要住宿舍，还要和陌生人共用一个卫生间，放心吧，她妈妈就绝对不会来上海了。
刘芸不敢和她的父母说她现在工作的公司，不敢说他们的公司在金茂大厦，更不敢和他们说她的职务虽然是总经理，但这个总经理，其实是带有合伙人性质的，她一年的收入，抵得过他们两个人一辈子。
她不敢和他们说，她住的也不是什么宿舍，而是浦东的高档小区，一个人，拥有两百八十多平方的顶楼，复式的，还带一个空中花园。
她只要和他们说了，她妈妈肯定就会来上海，一旦她到了上海，刘芸再想把她送回重庆，那就不可能了，她才是妈，她才是老大，就是到了上海，到了刘芸家里，一切也都必须是她来做主，不然，她和刘芸吵着吵着就会躺倒在地。
倒在地上一边嚎啕，一边细数刘芸从小到大的点点滴滴，这点点滴滴都是她为刘芸做出的牺牲，并且把这种牺牲，用了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