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尚沃勾搭上了此次的接送问讯使闵景爀的消息不胫而走，林尚沃才出门，就有闻着肉味的湾商同僚凑上来。
他们自然是希望做使团的随员，就算是去凤凰和盛京，那也是一桩好生意，不做白不做。两三倍的利润那还不是手到擒来，轻轻松松。
闵景爀很不耐这些俗务，他是清贵官儿，一直做得文艺，加上出身京华士族，天生的高人一等。比他哥哥闵廷爀对于下层人的同理心更少，但也无可厚非。
把俗务交给林尚沃，洪景来反身回屋，汉阳内的景况如何，总要打听清楚。现下这个礼曹的差事干不了多久的，一旦回京指不定还有要被当枪使的时候。
“怎么说呢，实在是扑朔迷离，无法辨析。”闵景爀能考上进士，除了出身以外，才学肯定也是有的，政治智慧和经验肯定比洪景来要足，他居然没看懂。
“难道金政丞有什么？”
“你知道《五晦筵教》吗？”闵景爀斜靠在扶几上，有些疲惫。
“略有所闻，但不甚清楚，还请先生细说。”洪景来对这个名字有些印象，但也就是有些印象而已。
“说来话长……”
在正宗大王死之前一个月，即正宗二十四年（1800）五月三十日发表了《五晦筵教》，阐述了他自己调剂峻论的荡平政治理念，表面上不追究老论的罪责，但是也暗中表露出不能原谅导致思悼世子故去的老论，要重用南人的想法。
先说峻论和缓论，英宗大王初年，在各党派内部都产生了主张打破朋党，实行荡平政治的人，这些人的言论被称为缓论。而那些坚持朋党义理高于荡平义理的言论，被称为峻论。当然，峻论中也有一部分人不反对荡平，但是认为荡平论不能损害峻论的立场。
英宗大王四年（1728）戊申之乱之后，掌握政权的主要是缓论荡平派，对不断出现换局的朋党政治持否定态度。英祖时期大体上就是以缓论集团为中心，在他们所主张的緩论荡平理论和人オ保合下推行荡平政策，以安定政局和强化王权。
荡平论的消融保合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朱子学的名分论、君子小人论相对立的。当时主张緩论荡平论的一些人物将朋党分为君子党和小人党，有人甚至否定过去区分士大夫的君子小人论。
对于英宗大王来说，各党派的义理论统称为“党论”，为追求一党私利，将国王看做本党的党首而已，所以导致各党派分别选择自己的君主，也就是党论损害君主的权威，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自作义理，所以党人没有议论是非的资格。在这种理论下，自然是不需要分什么狗屁党派，一切政治以国王为中心，节制党论，选拔人才。
总之，荡平论大体上成为英宗、正宗时期大约七十余年间政治运营的主导理念。英宗大王年间主要是缓论荡平论者掌权。英宗朝后期，乙亥狱事以后，虽然老论一党掌握了政权，但是也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行事。
这时期南人中有人在研究顾炎武、黄宗羲的政治思想，而少论则研究明清时期中国政治制度，对英宗的荡平策也有一定的影响。荡平策表面上是瓦解朋党，其实也是要削弱在以前不断的换局中得以膨胀的京畿名门阀阅的势力。
己酉大处分之后，英宗在老论和少论中缓论派的支持下实行荡平政治。老论、少论缓论势力掌握政权。英宗十六年（1740），政治再次出现重大转折。辛壬狱事直接有关者到这时期几乎全都已死，所以前一阶段以人物为中心的保合也就没有必要了，以后转为制度中心的保合。
首先是改革吏曹郎官的通清权【注1】和翰林的回荐法，废除朝鲜官僚制度中保留自高丽时代以来传统的官职的清要职地位，官员的位阶秩序进一步严格起来，将权力集中到荡平派的宰相手中，使缓论为中心的荡平政局得以长期稳定下来。
《续大典》就是这时候编撰的。金昌集、李颐命得以伸冤，因辛壬狱事而死的老论四大臣也全部复权，争论的问题消失了。这时期老论金在鲁、少论宋寅明、赵显命所构成的政权维持了大约十二年，在这十二年间独占相府，主导政局。这是英宗荡平政治实行得最好的一段时期。
但是这一时期，主张峻论荡平论的势力也在发展，清南系列也在培养自己的势力基础。而老论、少论缓论势力的一部分名门渐渐变成戚臣，成为戚臣主导的一个党派。到英宗二十六年（1750）实行均役法的前后，王室外戚实际主导政局运营，成为荡平政权的形态，反而会威胁王位继承者的权力。所以到正宗大王时期又不得不启用重视义理和政治原则的峻论。
实际上也就在正宗大王继位之后，原本英宗朝得到任用的缓论逐步改换成峻论，朝堂上再次换局！
原因说来也很现实，因为英宗年间实行缓论荡平论的结果，导致士林不再重视义理，权臣和他的追从者隐瞒自己的党色，一起加以推荐，实行互举双对，表面上看来是荡平，实际上是谋求私利。不仅不能消除党争的弊端，还带来戚臣政治的复活，威胁到王权。
当时一般士大夫，甚至百姓都认为世道已失去，所以要求挽回世道。所以正祖即位后重用清议、峻论人物，以他们为中心实行荡平政治。
这样做的结果是瓦解了英宗晚年兴起的洪凤汉（惠庆宫洪妃的爹）和金龟柱（1740-1786，贞纯王大妃的亲大哥）两个外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