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熙十三年八月，中秋节前，銮驾抵至金陵，于燕子矶驻泊登陆。即便有诏旨在前，接待事宜上，江南道司仅在官军吏职体系内进行了一定动员，秉持一个“不扰民原则”。
然而，若真仅止于此，那场面也未必有些难看了，因此，最终呈现的迎驾场面，一点也不冷清，相反，江宁官民热情高涨。
从燕子矶开始，便有数万士民聚集迎驾，并随行缀护，沿途呼声，不绝于道。及至金陵，更是全城云动，数以十万计的士民百姓，满街塞道，观者如堵。
对此，哪怕只是象征性的，皇帝刘旸也要询问一下情况，这江南道究竟有没有把圣旨当回事，还是觉得以此手段逢迎，就能得到他的好感。
感受到皇帝的不愉，王玄真则解释说，官府并未组织百姓迎驾，甚至还特地发布安民公告，至于这热烈的应驾场面，实是江宁士民久不闻圣因，经年渴慕天颜，因而自发前来迎候。
对于王玄真这番说辞，刘旸仅信一半，这么大的阵仗，若没有官府居中调度筹划，仅靠百姓主动，怎么可能维持眼前的秩序，江南道谁也承担不起秩序失控的后果。
至于江宁士民的积极主动，刘旸勉强取信几分。毕竟，从天下一统以来四十余年间，算上刘旸此次南巡，一共也只有三次皇帝驾临江南。
若是皇帝久居中央，坐镇天下也就罢了，但不管是世祖，还是今上，又都是好巡看吏治、体察民情的人，而从皇帝巡视的频次，也能反应出到目前为止，东南地区在朝中的地位如何，这与东南日益壮大的生产力与经济实力，是极不相衬的。
这样的境地，显然让东南出身的勋贵官僚、士民百姓都是十分不甘的，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不甘乃至不满越积越多。
若是在前二十年也就罢了，江南毕竟是投降献诚之地，作为被征服收复的对象，政治上弱势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若一直这样，雍熙朝都过了十三年了，还是这般，那就难以让人接受了。
江南毕竟不比其他地方，这是大汉经济、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又是漕运之始，江海通衢，商贾云集，车船辐辏，再加近三十年海贸的兴起，一层层buff加成下来，不管从哪方面讲，朝廷都该给江南甚至整个东南一个说法。
如果经济上持续攫取利益，政治上却保持排挤与打压，那怎么都无法令人心服的，也不利于东南地区地深入融合进大汉的体制。
说白了，还是权力与利益的问题，这些最终都还得从政治上的话语权来体现。事实上，从开宝中期起，东南包括原割据势力权贵出身的诸上层阶级，都在仕途打破朝廷政治上的限制与封锁，也取得了一些成就，毕竟东南的重要性朝廷有不是不清楚，态度也处于缓慢放宽的态度。
这些年，做到帝国上层封疆的人也不在少数，比如张洎、潘佑，当然这两者结局都不那么好罢了。其他人如徐铉者，虽然经历坎坷，但这是南北都认同的士林领袖、一代文豪，临死前还是内阁大学士，能够参赞国事，为东南发声。
再比如时任河东布政使的郑起，四十来年前的金陵令，竟然一步步做到大汉帝国的龙兴之地长官去了，当然，郑起也早已年逾古稀，已经几次上表致仕了。
而比起这些具备代表性的人物，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年出现在大汉政坛上的东南籍官僚是越来也多了，每届科举，录取南方士子比例也已上升到正常比例，这都是朝廷对东南道州政治态度上转变的体现。
只不过，对于东南官民而言，似乎仍然不够，毕竟，牢牢掌握朝廷大权的，依旧是以北方籍为主的权贵，并且，这些年有无数的北方权贵，南下抢食。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雍熙皇帝第一次驾幸东南，作为第一站的江宁官民，如何能不积极迎候，展现东南之繁盛风物，让皇帝宾至如归呢？
即便抛开政治因素，刘旸与金陵之间，终究有那么一层微弱的渊源在，同时，仅从雍熙时代的国计民生来说，东南士民对朝廷的忠诚度与认同感是在不断上升的，就因为在雍熙朝，大伙的日子能过得稍微轻松一些，生活上至少比起开宝时代是有明显进步的
而以江南道为核心的整个东南地区的发展，也堪称整个雍熙时代社会大生产、经济大繁荣最耀眼的一个结晶与成果。对于江南，刘旸实则始终忧心关切的，这从吏治整顿的深度，以及鼓励农商的力度，都能看出来。
过去十多年，刘旸虽然没有亲临，但朝廷的特使，皇帝的密使，可一点没少来，包括让临淄王刘文济长驻江南，也是作此类考虑。此番南巡，一如当年巡幸西南，除了巡察东南政治、经济、民生状况之外，安政抚民也是主要目的之一。
因此，即便对将江南道司搞出的迎驾声势心存异议，刘旸也没有发作，但仍旧对王玄真发出警告，江宁这边也就罢了，若是到了其他城市，再搞出数以十万计士民，几十里相迎的戏码，那就不要怪他不客气了。
刘旸的表现，或许显得有些不近人情。然而，这是最能的减轻扰民程度的办法，他相信有一部分士民是真心的欢迎他，但是，让百姓把欢迎与喜悦藏在心里，尽量不影响其日常生计，这才是爱民。
在开宝时代，在全国各地还存在着一些小型的行宫别馆，但到了雍熙年，经过刘旸又一轮的裁撤，到如今，整个大汉，除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