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宴罢，康宁亲自送客，甚至亲手把醉醺醺的赵仙扶到车上，又对仆人、车夫好生交待一番，驻足注视着车驾远去，消失在视野，这场聚会方才正式告终。
若是卢国公本人也就罢了，只不过是赵仙，便如此这般表现，以康宁如今的声名，确是有些跌份的。不过，康宁却不在乎这些，他只是觉得，今日一会，大有裨益。
相比于赵仙，他的消息来源面或许不算狭窄，但关键信息，却有些缺失，尤其是涉及到朝廷上层的一些动静与风向。
在过去，和那么多形形色色的人有往来交流，确实得到了不少有用消息，然而如赵仙这样“坦诚”、“爽快”的情况，还是极好的。
而今日之会，于康宁而言，却是大有裨益，至少赵仙给他提了一个大醒。经过这么多年的“挫折”，康宁实则已明白过来一些事情了，如今的大汉，是一个由刘皇帝领导花费几十年时间方才建设而成的社会体系，这个体系中，方方面面都有了不小的发展进步，但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也十分清晰。
在商业经营上，康宁纵横捭阖，获了巨大成就，甚至可以说攀上了这个领域的巅峰。但另一方面，也仅此而已，当他想要突破这个领域，完成人生、事业的蜕变，那原本并不明显的障碍与阻力便接踵而来的。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金钱在很多方面、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到权力，甚至操纵权力，在大汉固然权在钱上，但总有例外，不可避免，比如康宁。
但是，在如今的大汉，你想要把这种潜规则摆上台面，那就是在挑战规则，破坏规则，这是为人所厌弃，为普世价值所不能接受。严格意义上来说，妄图挑战规则者，其尽头面对的就是刘皇帝，而刘皇帝是最讨厌坏规矩的人，尤其是他制定的规则。
诚然，刘皇帝自己也会不时地做出些自打其脸、自食其言的行为，但他毕竟是皇帝，用约束臣子的标准去约束皇帝，一定程度上也是为难人，以身作则也是要看皇帝心情的，何况，这可是刘皇帝！
当初江西参政之事，在定论之前，朝廷内部还发生了一场不算激烈点争论，有几个认为，康宁不同于一般商贾，那是输诚于危难之际，对朝廷有大功，给个官职说得过去，也算酬功，一慰天下仁人志士之心。
对于这般论调，可想而知刘皇帝会是怎样的态度与反应，其他因素且不考虑，就冲“卖官鬻爵”四个字，就足以让他震怒了，但偏偏有人一点敏感度都没有，毫无正确意识，反而大言炎炎，头头是道地讲出一番“道理”来。
在刘皇帝看来，康宁或许与一般的商贾有所区别，对朝廷也有一定的苦劳，但是，朝廷也给足了回报，商业上获取了丰厚的利益还不知满足，意图在仕途上也有所得，那就是贪得无厌了。
虽然刘皇帝一向是鼓励工商的，但从本心而言，却是厌恶的，只是不得不利用其长处，忍受其弊处罢了。
当刘皇帝持这等态度时，事情后来的发展就不值得奇怪了。发表相关言论的官员，陆续贬官、罢官，就连钟谟也在没多久后卸任江西，虽然一度被调到京城担任部司长官，但很快就迎来政治生涯的谢幕，被致仕，最后抑郁而终。
而自那时起，康宁便再没如前三十年那般顺风顺水了，各种麻烦是纷至沓来，虽不致命，但不胜其烦，甚至让他深感忧虑。
当康宁意识到，以当下的政治生态与环境，他想要有所突破，是千难万难的，刘皇帝就是外让人绝望的。
以康宁的聪明，自然是懂得韬光养晦、低调避祸的，但也正因为够聪明，他内心又极度不甘。在他看来，能够由官入商，自然能够由商入仕，虽然朝廷有明令在职官吏不得经商的规矩，但实际情况如何，康宁可看得真真的，就他康家的船上，就载着不少“贵客”。
看看大汉天下，有多少权贵，是先为官得爵，再经商牟利的，他只是次序颠倒一下，何来的那么多偏见与限制。
官商勾结，官商转换，这才是常态，才是合理的，应该的......
康宁算是一个典型，当积累到一定的财富，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之后，便想要寻求与财富所匹配的政治地位，但这一点，却并非刘皇帝所能接受的。
在寻求入仕遭遇挫折之后，康宁并没有一蹶不振，曾经甚至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直接一些，捐出一定的家产，能否换得一个官职乃至爵位？
比起在江西的偷偷摸摸，这样的想法，可直接多了，当然，要达成这样的目标，首先得看时机，其次得有人张罗，最后钱还不能太少，康宁的初步预算便是一百万贯......
这个异想天开的想法，康宁还一度做了落实的准备与行动，只是最后被人劝住了，一个朋友，一个老道，一个受他资助也让他信服的道士，据说还在华山听过陈抟老祖的讲道，算是半个“外门弟子”。
老道听了康宁关于献财入仕的想法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高深莫测地预警一番，说，天威难测，此举非但难以得福，徒取其祸！
然后，老道飘然而回山纳福，康宁则陷入了冷静的思考，或许是出于信任，又或许是出于对危险的警觉，最终放弃了。
也就是康宁听了劝，否则，任他百万家财，也作浮尘。刘皇帝对名爵的重视，绝不是一般人能看懂的，那是几乎看作统治的法统与基石，拿几个臭钱就想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