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亏向有关部门反应姚远敌特情况的人，文化水平不高，或者过于孤陋寡闻。
那时候，好多文化程度不高的人，通过武斗上来，对世界了解不多，办事全靠想象。遇到不能解释的问题，就归类于敌人的高科技。
像举报姚远有敌特高科技仪器的这种类似情况，在现在看来，相当可笑。可在那个特定时代，这种笑话却是屡见不鲜。好多部门还会信以为真，拿着当了正事，认真严肃地根据举报，展开调查。
也幸亏有关部门的领导知识全面一些，知道世界上根本不会有精准预测地震的仪器，给一笑置之了。
即便如此，仍旧是不断有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给相关部门写信，怀疑姚远是故意装傻的潜伏特务，甚至状告张代表包庇姚远，也有特务嫌疑。
有张代表在，市委对姚大厦父母的案子比较知根知底，知道他们被冤枉的可能性极大。也就指示相关部门，在没有实据的情况下，尽量不要理会那些匿名举报信。同时，指示矿机组织得力人员，尽快查清廖淑芬的历史问题。
廖淑芬如果是清白的，其余的人就都是清白的了。
张代表也意识到这是一个洗清老师长冤案的好机会，认真组织了外调人员，去廖淑芬的祖籍，以及她过去所在的部队调查。同时，厂里也组织了专门班子，来调查廖淑芬在矿机期间的活动。
部队和厂内的问题，很容易搞清楚。这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时代知识女性，在部队和工厂，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值得所有人尊敬。
可是，历史问题就没法说了。她是背叛自己的家庭，毅然奔赴圣地，参加革命的。现在，她所有的直系亲属都在对岸，甚至有在对岸军队里任职的。她以后是否和自己的家人有过来往，就说不清楚了。而廖淑芬参加革命之后，确实给自己的家人写过信，是为了劝他们认清形式，投向光明的。
这是廖淑芬在接受审查期间，自己交代的。而当时她写信的内容，却找不到第三方证人。当然了，你也不可能跑到对岸去，找着她的家人，把那封信给要回来。
张顺才也正是以这封信为突破口，一口咬定廖淑芬给敌人写信，是为了出卖我方情报，是敌人打入我们内部的间谍。
这个焦点，就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无头案。
张代表派人内查外调半天，还是又回到了这封信上，最后还是没有结论。
唯一剩下的线索，就是姚远的供词。他承认自己是特务，是在头脑清醒的情况下，还是变作傻子的情况下？因为姚远已经傻了，这个还是说不清楚。
想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就得设法弄明白姚远的傻是真的，还是假装的？
弄半天，问题就又绕回来了。
既然张顺才这一伙的势力还在，高层方面，这些势力还占据着主导地位，姚远就必须傻下去，不然问题就严重了。
张代表心里当然明白，姚远是装傻。为了破张顺才的一箭三雕之计，姚远也用了一计，保证了抗抗的安全之后，他立刻变成了傻子，他的供词也就变作了废纸一张。
其实，在这场权力游戏的较量中，张顺才还是输了。但姚远也没有取得完胜。
他还是给张顺才留下了机会。只要可以证明姚远是装傻，张顺才就还有翻盘的机会。
事关重大，姚远只能瞒着所有人，包括抗抗和姜姨。
这个事情太复杂了，姚远短时和抗抗解释不清楚，也不想解释。抗抗心机少，知道他装傻就很容易暴露真相。要不是赶上她生孩子，姚远不忍心不管她，他还是不打算让抗抗知道。
现在，就算抗抗知道了，姚远这个傻子，还是得装下去。
可是，装下去，姚远就无法出去挣钱。
抗抗坐着月子，还得给摇摇喂奶，姚远怕累着她，也不肯让她收衣裳挣钱。
这样姜姨手里，就只有她的二级工工资三十二块五，和姚远的一级工工资二十七块五，扣去三套房子的房租水电，一共是三块六，还剩下五十六块四。从粮站里买粮食，就得花去接近一半。
姚远的定量不够，还得花钱买高价粮，这又得花接近二十块钱。抗抗奶孩子，营养也得保证。连全家买菜、卖肉，加上为抗抗多开销的，最少也得每月二十块钱。
这样算下来，姜姨和姚远的工资，就一分钱都剩不下了。
这还不算其他孩子大人的衣裳铺盖，还有冬天要买煤生炉子，哪里都得需要钱。
这四个月还有个姜美美，也跟着在家里吃。
姜美美的工资和粮食关系，是在学校里的。她自清明以后学校停课，也没领到工资，粮食则是学校食堂里的饭票，在这里也用不上。
半年支撑下来，姜姨连银行里的存款都花进去了，实在是没钱了，就跟美美商量，看能不能想办法联系下学校，先把在家这四个月的工资拿回来，临时救救急也行啊？
姜美美也知道姚远没办法出去挣钱，家里就困难了。她去厂部办公大楼里找刘夏，刘夏领着她去秘书办主任那里，才总算把电话打到学校教务处那里。
那时候，矿机有自己的电话系统，大部分电话都是只能在厂内用，只有中层干部以上的领导的电话，才可以通过矿机自己的电话总机，转接到外面去。
还算不错，学校教务处答复姜美美，财务处有人值班，但她得亲自来领自己的工资才行。
姜美美又设法联系上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