蔺养成便笑道：“虏酋的剃发令，真是自取灭亡，这是上天要使晋王主宰海内啊。”
接着贺珍又介绍了米剌印在陇西抗清的种种情况，本来米剌印刚刚回到陇西时，虽然手头握有一支晋王交给他的精干兵马，战斗力相当强悍，可是因为这一军孤悬于外，处境相当危险，随时都可能遭到清军隔断围攻而覆灭。
不过自从多尔衮颁布剃发令以后，西北各地土寇纷纷蜂起。而且这些土寇半数以上，都获得了不少汉族官绅的暗中支持或者直接帮助。
那些被困在关中，既不愿意跟随大顺军离开，又不想剃发遵守清制的官绅，便有许多人参与到了西北土寇群体里。
他们啸聚山林，结寨自保，各聚数千人，侵掠城邑，令吴三桂不胜其扰。
吴三桂虽然数次督兵亲讨之，歼“土寇”数以千计，还擒杀了不少著名的土寇首领，一时间几乎平定了西北土寇之患。
但米剌印很快改变策略，停止了在陇西“游击区”的营田法改革，对于避难陇西的官绅反而给予各种补助和津贴，帮助他们安居在顺军控制的陇西地域，此后再利用这些人在西北一带的社会关系，不断发动前明降兵兵变，或者策动“土寇”与大顺军采取联合的军事行动。
有了米剌印所部精干骁悍的大顺军兵马作为骨干以后，西北“土寇”就不再是吴三桂过去那样，派出几百人就能轻易镇压的情况了。
过去，西北“土寇”多是激于大义，在反清复明的旗帜下聚结起来的老百姓而已，毫无军事能力可言，所以任由清军屠杀焚烧。他们武器极少，缺乏组织和相关的军事训练，往往数百清兵就能平定数千“土寇”，而且经常平定一处以后，不过数人伤亡而已。
平民战斗力弱，甚至毫无战斗力，清军很容易就屠杀镇压，但另一方面，也因为主要力量是平民，所以杀不胜杀，只要没有把平民杀光。往往一批反清义民被剿杀，另一批又接着继续起来反抗满清暴政，这又导致清军屠杀的范围和持续时间如滚雪球一般不断扩大，直至把地方上人口绝大部分都诛杀一空，才告一段落。
如此时间稍长，多数绅民便能够认清楚所谓义王吴三桂的真实面孔，不再被他一番花言巧语的“复明”主张所欺骗，终于投入到了和米剌印联合抗清的事业里。
有了米剌印所部作为骨干以后，西北“土寇”的战斗力马上就获得了大幅度提升，临洮府、洮州卫、岷州卫以及巩昌府南部与汉中接壤的地带，全部成为了陇西大顺军积极活动的地区。
米剌印在旧洮州寨设立军府，以过去李自成曾经被左光先击破过的旧战场洮水流域一带为核心，兵出五竹山、首阳山，时时接应巩昌、平凉一带起兵的“土寇”武装，又经常袭扰固原、凤翔西界，令吴三桂不胜其扰。
蔺养成还是有些担忧地问道：
“吴贼是明军名将，若东虏大力进剿，米将军一师孤悬于洮州，恐怕难以抵挡吧？”
贺珍和苗里琛二人相顾默然，贺珍回答说：
“情况的确是如此，现在吴三桂没有出兵进剿洮州，大约是因为清军还忙于巩固陕北、陕南等较有价值的控制区，尚未有余暇进去甘肃，更何况是洮州一带边番地方了。
不过我们估计，等到吴三桂可以腾出手的时候，晋王殿下估计也将在中原发动大规模的反攻了，到那时候，究竟谁为主谁为客，我看还很难说。”
蔺养成点点头，虽然贺珍说得十分乐观，不过他从贺珍脸上的神情，还是能够看出他们对于米剌印到底能否长期在陇西一带坚持抗清，并没有抱有特别大的希望。
看来大顺军在陇西留兵，更多还是为了起到牵制和阻滞清军控制陕西的作用。
只有和湖广大本营直接接壤的汉中，才是具有更高价值的大顺核心区域。
不过汉中虽然易守难攻，可是现在汉中这边的处境其实也是十分尴尬。汉中北面的吴三桂不消说了，实乃顺军的强敌，而汉中的南面，则是日日整军经武准备一雪前耻的张献忠，同样很不好对付。
蔺养成直接说出自己此来的用意：
“晋王委我来汉，用意两位应该都清楚吧？现在大顺的首要敌人还是清军，所以晋王希望若有可能，我们能够暂时和西营握手言和，一致对敌。”
贺珍挑了一下眉毛后说：“西明地盘并不和清军接壤，如何一致对敌？晋王是有些想当然了。”
苗里琛也说：“近来一段时间，张献忠派遣了他的义子东王孙可望坐镇保宁，据说是在整军经武、排兵布将，依旧是一副想要夺取汉中的样子。”
贺珍又抱怨道：“不独是这样，这段时间张献忠还时常派遣那什么鬼天主教的传教士来到汉中地界内，四处张贴怪榜，说什么‘劝世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云若世人肯拜上帝者，必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云云的胡言乱语。”
蔺养成作为革左五营的主帅之一，也算得上是张献忠的故交，但他没想到张献忠信了天主教后，居然变得如此神经兮兮的。
好在武昌那边大顺政权也启用了不少耶稣会的传教士，蔺养成对此并不是完全一窍不通：
“这是那西洋的拜天父教，我听武昌的军器院总监张光讲过不少教义，就是一类和白莲教差不多的东西。
张献忠过去在凤阳的时候，就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