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敏拉着洪遵走到路旁的一个茶水摊子下坐了下来，招呼着老板上两碗冰好的甜汤上来解渴，润了润喉咙方才对着洪遵说道：“弟子确实是有些想法，而且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先生这两天在市集上转悠，应该也发现了。在我北港，是以35文当陌，比之大陆77当陌，足足减少了一半。也就是说，在大陆拿一贯铜钱到台湾，足以当两贯钱花销。
可是从北港到福建不过450里，到明州也不过一千七、八百里。如果顺风顺水的话，北港前往福建沿海也就2-3日，前往明州不会超过10天。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装一船铜钱运到台湾，差不多就能装上价值两船铜钱的货物回大陆。
而如果这人把铜钱运往更远的日本、高丽、安南、真腊、三佛齐，则更是能获得3倍以上的利润。所以哪怕还是朝廷不断严禁铜钱出海，但也还是有船只私下携带铜钱出海。世家大族和沿海官员勾结，光明正大的装船出海；而平民私商则暗藏铜钱于各色货物之中，或是趁着夜色走私港出海。
如此一来，朝廷颁发的禁止铜钱出海令形同虚设，只能限制住那些遵纪守法的良民而已。而海外各国因为缺乏铜钱流通，更是不得不提高铜钱的价值，从而更加吸引走私商人贩运铜钱出海。这对于国家来说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国家越是严禁铜钱外流，走私铜钱的商人便越是活跃。
所以，国家想要阻止铜钱外流，首要打压的就是这些走私铜钱的商人。但是商人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团体，他有时看起来胆怯无比，有时却又显得那样胆大妄为。
对于商人来说，如果有10的利润，他就会保证到处去贩卖；有20的利润，他就变得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他就敢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敢冒被绞首的危险。那些走私茶商和私盐贩子，不就证明了这一点吗？
是以想要控制铜钱外流的首要条件，就是降低这些走私铜钱商人的收益，只要他们的收益被降低到和普通海商的盈利水准相近，他们也就没什么兴趣冒着生命危险去走私铜钱出海了。”
洪遵果然被沈敏的这个想法给吸引住了，他不由出声发问道：“那么你有什么办法让走私铜钱的利润降下来呢？”
沈敏对着老师竖起了两根手指说道：“那就必须做到双管齐下，第一项便是朝廷发放铜料进口的牌照，只要有人缴纳10万贯铜钱的保证金，并保证一年内进口三十万斤铜料，就可以获得15万贯铜钱的出口配额。不过这三十万斤铜料必须出售给朝廷铸钱。
第二项就是，允许海内外客商，以4斤纯铜到专门的泉监换取一贯铜钱。我刚刚已经算过，制作一贯小平钱也就3斤铜价出头，制作一贯折二钱也就3斤铜价上下，因此4斤纯铜换一贯钱，朝廷是不会亏损的。
而这些用铜更换的铜钱要准许自由流通，朝廷不要把它截留下来。那么各地及海外铜价比我大宋低的地方，就会有人主动贩铜来我大宋。那么朝廷不过是出些人工及燃料、铅锡杂料等，就能换取一笔铸币税。
一旦海外的铜钱开始变得充裕了，那么从国内往海外走私铜钱的生意自然就会终止，这样国内的钱荒现象也就能够缓解了。”
沈敏出的主意虽然很是让洪遵动心，之前他对于大宋钱荒问题的研究只是着眼于国内，思来想去最好的办法，也不过是加强对于铜钱外流的监管和收缴民间铜器用于铸钱而已。只是洪遵心里也清楚，如果不能控制住世家富室窖藏铜钱的恶疾，这两种办法都不过是治标不治本而已。
而现在沈敏反其道而行的解决办法，倒是看上去很有彻底解决市面上钱荒的意思，只是这个办法还有一个极大的漏洞，他不由叹息的说道：“你想的主意未免过于理想了些，大宋境内的铜价都已经达到五、六百文一斤了，海外若是有廉价的铜料，早就有海商运回国内贩卖了，怎么可能会等到朝廷颁发这样的政策后，才有人运铜料回来？
如果没有海外铜料运回国内，这个政策最后不过是给铜钱外流大开方便之门，起初看似能够让那些世家富室起出一部分铜钱出来，但之后更多的大约就是有人假借出海购铜的名义，搜刮世面上的铜钱运往海外了。则到时不仅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更是增加国内的钱荒现象。”
沈敏略略思考了片刻，却并没有放弃的补充道：“现在海外市场上也许并没有这么多廉价的铜料，但是和大宋现在控制的地方相比，海外之土地却不知大了多少倍。何以我中国有江西、山西两处产铜之地，而海外却无这样的铜山？
弟子以为这未必是海外缺乏铜山，而是他们缺乏勘探铜矿的技术。所以只要朝廷准许商人在海外勘探铜山的权力，那么未必就找不到值得开采的铜山。
而且弟子还认为，今日大宋对于海外的贸易种类是不正常的。我国输出的货物是丝、茶、布、瓷等大宗的民生用品，而从海外进口的却是以香药、珍珠、犀角、象牙为主的奢侈品。长此以往下去，不过是疲敝中国之民力，而满足权要商人的一己之私，对于增强我大宋国力并无什么帮助。
只有用中国之商品去换取海外铜料之类的有益民生的物质，才能使得我大宋百姓分享到海外贸易带来的好处，而这也能够促使我国百姓增长对于海外贸易的兴趣，从而从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