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保田制》，既金雪狄人的均田制度，除贵族外，所有人生来有田地，同时贵族不得经营土地，只有不同等级的祭司，享有土地经营特权，如此便是限制了贵族掠夺农民的土地。
《保田制》中规定，平民拥有土地之上的收获，而贵族拥有所有土地之下的收获，既一切埋藏在地下的矿产资源。
贵族通过垄断矿产和高附加值的生产资料，垄断了整个国家的高端经济。通过经济手段，从农民手中获取他们所需的其他资源。
但根据百里燕的观察，《保田制》的雏形最早见于四百多年前“法天道派”所提倡的《民田制》，《民田制》提倡人人有其可以温饱不纳税的田土，以蓄养民力富国强兵。
而贵族不应强占百姓土地，甚至主张废除奴隶、贵族以及社会阶层，消除社会不平等，推动君主立宪，架空天子和藩王，推行外朝长期执政，内阁定期轮换制，以改革积弊，统一天下。
所谓外朝长期执政，通俗的解释就是，除部长、司长、高官、市长、县长外，其他处级、科级官员、公务员实行年限工作制定期升迁调动，既五年十年，根据绩效考核，以确定基层办事定官员的去留问题，以提高基层公务人员的治政专业能力，籍此裁汰平庸冗余者。
内阁定期轮换以避免部长、司长等君主身边重臣长期把持朝政，出现能臣当政国家兴盛，奸臣当道，民不聊生的局面。
但因法天道派思想过于超前，并损害几乎所有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诉求，尤其是权贵集团，最终被各国所剿灭，黯然淡出了历史舞台。
而巧的却是，法天道派没落后的十多年，金雪狄人出台《保田制》，经过本土化后，大体沿袭了《民田制》的主要内容。
几乎是实行《保田制》的十年后，金雪狄人废黜贱民，分田地，国力与日俱增，《保田制》的实行，极大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使得人口增加，国力迅速增强。
而铁器和耕牛的普及，与生产力发展密切相关，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与之相匹配的生产工具和经济现象才会大量出现，进而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由此进入良性循环。
事实上在百里燕看来，《保田制》固然是成功的，但难掩其背后的血腥和残酷。
要农耕时代的权贵，放弃土地使用权，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作为农耕时代经济主要的收入来源，土地几乎就是一切，让权贵放弃土地利益，显然是不可能的，必然要引起利益分配不均，带来的权利斗争和内部分化，甚至是内战。
为避免其内部的分化，金雪狄人就必须从其他地方，弥补权贵的利益损失，于是他们就把目光瞄准了北方的中原。
金雪狄人在关外蓄奴达一百七八十万，甚至更多，在关内蓄养番籍民达数百万，这些都是月神王家族应许给权贵的特权。
中原民、番籍民在权贵的奴役下，中原奴隶带来的土地、矿产的产出，几乎被无限制的剥削，不仅全额满足了贵族的贪婪，还为金雪狄人提供大量军需物资。
通过剥削奴隶和对外战争，既转移了其国内权贵争权夺利的矛盾冲突，将之团结在月神王家族的周围，同时奴隶产出的经济效应，减轻了其老百姓的税收负担。
此前百里燕百思不得其解，金雪狄人为何每二十年五至三十五年间发动一次北伐，一次出兵几十万，上百万，现在看来，其是通过奴隶的经济产出，积蓄粮草军需。从而不会因为突然北伐，而加重老百姓的税赋。
如果有一百万奴隶，其一年所能供养的军队至少是八九万，金雪狄人的农业开放政策，使得粮食总产量提高，甚至更多一些，如果有五百万奴隶，其一年所能供养的军队就是五十万。
如果将五百万奴隶三十年的经济产出积蓄起来，对冲掉权贵领主的百分之五十的收益，百分之二十的自然损耗，其五百万奴隶三十年的经济产出，折合成一年消耗，可以养兵六百万，折合三年消耗则能养兵两百万，折合四年的消耗，依然能在四年之内养兵一百五十万。
这还不算其三十年间，从全国数千万人口中收取的税收，即便排除军事行政，以及阵亡抚恤的的开销，其此番出兵一百六十余万人仍是绰绰有余的。
加之后勤全靠独角马转运，其几乎不用在后勤上消耗更多的人力和经济潜力，种种原因共同创造了这个畸形的怪胎。
当然，以上仅仅是粗略的理论推算，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不过在技术条件有限的当下，人口的增长不稳定，也不可控，如果奴隶大量减少，由此带来的产能降低，将影响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调整，必然是牵动利益阶层。
而且均田法最大的弊端是人口，如果人人都有土地，势必导致耕地的大量分配和土地破碎化，而土地是相对有限的资源，尤其是眼下南方是寒温带、寒带地区，土地的产出率远不如热带地区，当人口大量增加，有限的耕地将加剧土地分配。
由于土地政策已经固化，由此带来生产关系和利益阶层的相对固化，进而阻碍了政策和体制的改革调整。
为此每年分配的耕地，和各种原因死亡减少的奴隶，带来的经济和生产力损失，土地压力等等，迫使金雪狄人必须出兵北伐，获取外来的生产力输入。
同时通过战争消弭青壮年，增加寡妇，缓解国内的人口增长，并加大对外的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