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的文化，就是酱缸文化。对于此说，我不敢苟同。如果仅用“酱缸”二字来概括中国文化，似乎失之偏颇。中国文化能够绵延千余年而不死，应该自有她的辉光在，这毋需我在此赘言。
时至今日，中国文化在多次惨遭荼毒之后，命悬一线，气若游丝。即便如此，我也不悲观、不失望。在历史的化气脉之弱，今日不是首次，猜想大概也不会是末次。中国文化虽屡经坎坷，多受磨难，但其复兴也不只一现，这有史为证。
朝代有兴替，历史有变迁，无论是哪一朝执政、哪一人掌权，如果不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它们都将归于灭亡，这已有历史的前鉴。其实，所有的统治阶层、掌权者，都是历史长河中的浮尘，最终都将归于幻灭。
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朝代与各色当权者都在时间的化，依然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广布四海八方，滋养悠悠苍生。
基于对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认知，对于这个民族的未来，我总抱了审慎乐观的态度。我虽然乐观，但没有盲目，时刻审慎。
我们有优秀的文化，但是这优秀的文化很多时候并没有被正确认知，没有被切实践行。因为优秀文化传承上的缺失，我们还有很多痼疾，还有许多恶习。
对于中国的状况，或许可以这么：真正优秀的中国文化并不是什么酱缸文化，但因为种种因素，中国人有太多酱缸式的风习，这种化的罪过。
关于历史人物的评鉴，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酱缸式的风习，进而采用了酱缸式的手法。比如，对历史人物的所谓“盖棺定论”，大家通常会有“三七开”，“四六开”的说法。以此为据，所谓“三功七过”的即为“坏人”，所谓“四过六功”的便认定为“好人”，看似量化公允，实则混乱骑墙。
这让我想起那个“中分”发型流行的时代。那时候，如果男生去理发店理发，理发师一般会问：
先生，“三七分”？还是“四六分”？或者“中分”？
其实，乡下关于“中分”，也就是“五五分”，那时还有一个叫法——汉奸头。
说到这里，倒是想问问，不知道那些历史人物“三七开”、“四六开”的人看到流行发式的分法，会作何感想？是不是那些“五五开”的历史人物就可以打入“汉奸”一流？
中华帝国的风威太强、太盛、太重，影响数千年而阴魂不散。时至今日，便是那些自贴标签的所谓“知识分子”，还在奴颜婢膝地媚权、媚官、媚钱、媚俗。就连本应该有“风骨”的人都在低三下四、自毁形象。所以，不能太过苛责普通民众。
在中国真正有气节的“士”阶层覆灭之后，西方人所定义的“知识分子”没有出现之前，当今的中国社会中，站在潮头的，几乎都是几千年来帝国统治下糟粕与渣滓、奴才与帮闲。在这样的情势下，对于历史人物的功过评说，大概有两种倾向：一是愚昧地神明化，觉得他/她的屁都可以咀嚼出香味；一是看似公允，实则是在和稀泥式地以“好人”、“坏人”论是非。古人说“下愚虽教无益”，对于那些偶像派、神明派，此处不做评论。对于和稀泥的一撮，正是中国人酱缸风习的明证，须格外谨慎提防。多少大奸大恶就隐于其中；多少大奸大恶就是被他们遮盖，而不得窥其真面目。
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功与过的评论都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所以，我不赞成酱缸式的功过评说。另外，所谓功与过的标准，每个时代因为对自我利益的偏私，所以，都有所不同。对于那些影响了多个时代的历史人物，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功是过，更需要较长时期的历史实践来印证。我们都是有限的生命，但历史可以持续鉴证。所以，应该慢些下结论、再慢些下结论。
功过慢些论！
那么，历史人物还要不要评说？当然要评说！
要评说的话，那怎么评说呢？
一是坚决摒弃神明派的愚昧：众生平等，这世间只有高明的政治家，没有神明的领袖；若是硬要制造神明，就不要去笑话那些当今世界还存在的非得人民山呼万岁、制造血腥的太阳式“领袖”。
二是改变酱缸风习，不能简单地以什么“三七”或“四六”式的功过就定了历史人物的“好”或“坏”。然后，“好”人就一好百好，不容质疑；“坏”人就千坏万坏，不容辩驳。我们要做的，就是依事评定，好的事实，必须给予中肯的赞许；不可原谅的恶行，也要严加挞伐。这并不是要清算，而是要继承“春秋笔法”，让后来的统治者、当权者在胡作非为、无法无天时有所收敛。
关于依事评定，还需要仔细说说。
第一条，必须有“信史”的精神与史实。凡是建立一个朝代的人物，都可以做寻常观，历史上不乏其人；凡是以意识形态为导向而淡化是非的宣传，都是狗屁；凡是为维护统治而涂脂抹粉的舆论，都是狗屁；凡是以愚弄民众为目的的故事，都是狗屁；凡是为了欺骗民众而“加工制造”的材料，都是犯罪的证据！
第二条，真正利于大众的事件，可以褒奖，可以记功；凡是丧失良知、泯灭人性，残害人命的，该澄清的一定要澄清，该追究的一定要追究。
以秦皇为例，自称始皇帝，只是为一家一姓的统治，只是为了子孙万代的江山，这只做寻常观；统一六合，算得一功；“书同文，车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