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只是有些兴趣，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很多客观规律其实可以在史书里得到印证。”
高维诚缓缓地点点头，他举起手中的书，大有深意道：
“你应该读过这本书，有什么看法。”
任平生前面进来的时候，已经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了那本书的封面。
这书他并不陌生，2006年起，国内曾经流行过一段明史热，相对于通俗化的《明朝那些事》等书，史学界更加推崇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对中国传统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进行了高度剖析和解读，对近十几年的历史研究和写作起到很大的影响。
作为一个明史爱好者，任平生当然通读过《万历十五年》，以及学界对这本书的看法。
但任平生很清楚，高维诚把自己专门叫来，绝不是谈论历史这么简单，他既然提到了《万历十五年》，自然对这本书有很深的认识，自己现在如果不拿出点干货来，恐怕过不了这一关。
幸好任平生对明史十分熟稔，所以他稍稍想了想，组织了下语言，道：
“自古以来，现代之前，得国最正者，莫过于明。太祖以匹夫起事，无凭借威柄之嫌，无预窥神器之疑，礼贤下士，万众归心；太祖半生戎马，扫荡一统，驱逐外敌，重铸河山，对华夏道统有大功；太祖登基后，扫清五蠹，为民除暴，清明廉政，约束官吏。后世朝廷虽然屡有更迭，但仍不脱太祖之制。”
听完任平生这番话，高维诚脸上毫无表情，他不置可否，继续问道：
”人皆言明亡于万历，你觉得呢？”
任平生知道，真正的考题来了，高维诚这个问题不简单。
如果按照《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上的答案：明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实现数目字上的管理，应该从传统文化里重哲学思辨、轻数理科技的倾向入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
如果按照明史学家的角度来回答：应该讨论明朝的财政与赋税制度先天上存在的弊病，导致帝国缺乏充足的财力应对边境危机，最终陷入内忧外患的局面。
如果按照民间野史学家的角度来回答：应该抓住宦官和厂卫在明朝的特殊作用，重点批判崇祯诛杀魏忠贤导致宦官和文官之间角力失衡，从文官误国的角度来批判。
但这些答案一一被任平生否定了，这不是历史专业的答辩会，高维诚也不是来跟他讨论历史的。
他们谈的是历史，其实又不是历史。
任平生决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回答，一个前人未见的角度：
“明之亡，亡于八个字。”
“哦。”
任平生的回答显然出乎高维诚的预料，他脸色瞬间闪过一丝诧异，不由问道：
“哪八个字。”
任平生坐直身子，正声道：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高维诚虽然姿态仍然很放松，但他的两道浓眉却皱了起来，似乎也在思考这八个字。
任平生一边看着高维诚的反应，一边继续道：
“创业难，守业更难。纵览历史上的王朝，在草创之初都深知前朝之弊病，创业之君也都小心谨慎、励精求治，朝廷郡县也都遵纪守法、不越雷池，国家得以大治。但三代之后，无论君臣皆耽于享乐、放松自己，朝政也随之浇败，也就离明亡不远了。”
“太祖之治，成祖尚能维持，仁宣已经名不副实，之后更是一代不如一代；非但明朝如此，历代王朝都逃不脱这八个字。”
高维诚的浓眉拧得更紧了，他提问道：
“那你觉得，应该如何做，才能克服这八个字。”
任平生轻轻地摇摇头，叹了一口气道：
“这个难题，自古以来，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寻找答案，但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唯一可行的，或者说接近可行的方式，只有时不时对官僚体系进行清理、进行整顿，才能让他们找到创业时的理想和状态，才能促使他们提高反腐拒变的能力，才能恢复之前的高效廉政。”
高维诚从一开始到现在，脸上的表情都十分严肃，待到任平生讲完这句话后，身体向前倾，两道雪亮的目光牢牢盯住眼前这个年轻人，沉声道：
“国家刑典，岂可轻用。”
任平生丝毫不惧，迎着那两道凌厉的目光，微微一笑道：
“大刑之后，必有大治。”
高维诚的神情瞬间开朗了，他扬眉笑道：
“好。”
任平生微微笑着，心中暗叫侥幸。
高维诚今天会拿《万历十五年》来测验自己，显然在此之前，对自己的一切有过很深入的调查，恐怕这件事就是高媛媛在做的，但她从未在自己面前露过端倪，直到今天才通过高维诚的口中提出来，可见高家城府之深。
不过，高维诚的这个考题虽然很难，但任平生凭借自己对历史政治的理解，总算过了这一关。
任平生现在担忧的，反而不是高维诚的态度。
而是他弄不清楚，究竟高家对自己的底细掌握到何种程度，他们对于自己发迹前的黑历史又了解了多少。
他们想从自己这得到什么，自己在高家的棋局中究竟身处于何位。
这一切都不好琢磨，任平生只能边摸索边试探了。
他已经走到这一步，也只能走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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